地主和豪强这两个称呼，经常被联系在一起，但其实还是有差异的。地主简单说，拥有较多土地的人，都可以称为地主。
但并不是所有地主都是豪强，能够上升到豪强的，能称得上豪强的其实都是比较大的地主，而且豪强不仅是在经济上占有了更多土地，更是拥有很大的特权。
司马迁的《史记·货殖传》中形容汉代的豪强“大富霸一郡，中富霸一县，下富霸一乡一里”。拥有了足够多的土地，就能够称为地主，但要晋身豪强可没那么容易。
汉代豪强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地方上，拥有极大的特权和势力。这些特权是怎么来的？可不仅仅是因为地主，拥有更多土地，在经济上更加强势这么简单。
汉代的豪强之所以能量巨大，是因为他们不仅有钱，而且还掌握了大量的人力。
汉代，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稳定封建王朝，是青铜时代真正进入铁器时代后的第一个稳定大帝国。随着农耕技术的提升，农庄经济成为了汉代竞争力最强的经济形态。
这种农庄经济是经济自然进化的产物，是资本逐步聚集的结果。大大小小农庄的形成，一方面可以使得农业资本得到集中使用，效率更高，另一方面，也使得大量的人口，依附于这些农庄。
农庄的人力聚集，主要是依靠宗族与徒附。
宗族势力的形成，主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共同的祖先为信仰，形成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共同体还会通过姻亲关系，进行密切的勾连，形成巨大的资源网络。掌握这种宗族势力的，就是各个宗族的所谓嫡脉、家主。
宗族势力的发端，是互助，通过宗族将分散的资源联合起来，集中运用，可以更容易共同对抗各种灾害和意外，保持家族的繁衍。
随着这种宗族势力的发展，拥有较多人口的宗族，就会日渐强大，而领导这些宗族的族长，可以调动整个宗族的人力物力，自然就有了更大的权势，就演化为豪强。
这种自发衍化出来的豪强，主要依赖的是地方宗族的人口众多，也就是一乡一里的下富。这些下富如果仅仅通过本宗的人口繁衍，其实发展是极为缓慢的。
但这些小豪强，通过经营农庄，不断吸收那些破产自耕农为徒附，其经济实力和掌控的人口，就会迅速的上升。与此同时，经济能力的提升，使得这些豪强的子弟，能够获得受教育的机会，进一步打开阶层上升的通道。
汉代继承秦法，实行郡县制，但除了县令、县长、县丞、县尉等少数几个官职，是由朝廷进行指派，其实县中更多的基层胥吏都是在本乡本土中选任。
受过教育的豪强子弟，自然更容易被县令选中，成为县吏。这些出身豪强家庭的县吏，左手掌握官府的权力，右手掌握本地的经济和人力，自然就会逐步发展为霸一县的中富。
当这些中富、下富联结起来，就可以垄断一县的各种权力，甚至架空朝廷委派的县令等官员，与朝廷争夺社会管理的主导权，这就是为何汉代打压豪强，是一种政治常态。
这些大小豪强，垄断了基层权力，与汉朝的中央集权不断进行博弈。汉代下派官员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这些豪强争夺基层社会管理的主导权。
三国时期，很多着名的历史人物，都是出身于这样的豪强势力，最出名的应该就是曹魏的李典了。除了李典之外，程昱、许褚，其实都是豪强出身的代表人物。
李典的家族，居于巨野泽附近的乘氏，掌握的宗族、徒附、食客多达数千人，依靠这些人力，形成的私人武装，甚至能与吕布进行对抗。
历史上，程昱不仅是东阿的豪强大户，甚至凭借智慧的名声，能够与兖州刺史刘岱相交。只是程昱没有看上刘岱，最后效忠了曹操而已。
许褚同样是典型的豪强出身，联合地方势力，结乌堡对抗黄巾余部，并因此名声日盛。在历史上，曹操的势力进入豫州之后，才征辟了许褚、李通等地方豪强。
豪强的一大特点，就是掌握了一定的私人武装。乱世出英豪，汉末战乱频繁，给了这些豪强更多的机会，魏蜀吴三国其实很多名臣、将领都是豪强家族出身，投靠了曹、刘、孙三个势力。
然而在汉末之前的和平时期，豪强其实一直是汉廷大力打压的对象，一般的豪强，能够达到霸一县的程度，就已经碰到了天花板了，很难再继续扩张势力。
从整个大汉帝国而言，一县之地，其实已经还是社会基层，霸占一县的豪强，也不过是土霸王罢了，相对整个大汉帝国，依然渺小的很。
这些地方上的小豪强，其实很难参与进帝国的真正管理核心，帝国的管理权，其实是被士人和功勋家族所把持，轮不到这些豪强插手。
例如历史上的程昱，学识、智慧、财富都不缺，但却一直没有入仕进入帝国管理层的机会，直到汉末乱世开启，才能借黄巾之乱声明远播，年过五旬，才被曹操征辟出仕。
能够霸一郡的地方豪强，其实都不是仅仅依靠地方势力崛起，而是依靠混入了仕途才能发到起来。没有足够的官方势力支撑，怎么可能与两千石的郡守、国相进行博弈，达到霸一郡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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