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盛夏。
京郊外，一场大雨刚停，蝉鸣就在郁郁葱葱的绿树林间响了起来。
而大量民工正在这聒噪的蝉鸣声里挥汗如雨，但这些民工并没有因此烦躁不安，反而都很平和的在夯土运石。
银元流通量不足造成大量私营工坊倒闭，进而使失业游民大量增加，朝廷官府不得不因此加大搞基础建设的规模，为此工部请得旨意在疏浚河道的同时，也请得圣旨扩宽两京之间的陆路，便于戚昌国发明的大型四轮马车通过，减轻漕运压力。
而现在，这些民工所做的便是这一工程。
他们之所以感到满足，没有因为失业在夏季高温天里更加烦躁不安，则是因为朝廷给他们的工钱是真的高，完全不低于他们在私人工坊的收入，也就很难在被一些文人挑唆着去闹事。
在官报的刻意宣传下，他们只认为是因为皇帝仁爱，皇帝愿意让他们生活的更殷实，才给他们更高的工钱。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朝廷更多的是为了让更多的银元通过发给他们而在市面上流通起来。
毕竟他们的工钱再高，相对于富户而言，也是不多的，工钱的大半也还是用于养家湖口，哪怕节省一些，节省出来的也会用于送子女读书，光是送子女读书这一块本身花销不低，也就更难存起来。
所以，大明朝廷不介意给他们这些民工多发点，因为只要多发给这些民工，才会让市面上的银元流通量增加，而不是在得到银元后存起来。
当然，朱翊钧愿意斥大量国帑发给小民，倒也不是任何皇帝都愿意做的。
因为这其实也相当于把吃进嘴里的再吐出来，真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
朱翊钧能做到，一是因为他来自后世，思想上他更愿意把百姓当人，二是因为他知道这个时代的全球还有很多利益值得他去挖掘，可以大幅度增加自己的财富值，而此时的亏损不过是基于长远利益的需求，暂时要折些本钱使内部不至于因为钱荒出现大乱而影响自己将来对外扩张而已。
更重要的是，新礼推广这么多年，也让很多执政官僚接受了汉人贵于夷的思想，而认为，既然给番夷的工钱都因为新礼提倡仁道而要保证其基本生存，那汉人贵于番夷，作为天子赤子，自然就要更加优待一些，给的待遇不能只是让其保障基本生活。
所以，朱翊钧才能做到让朝廷反哺百姓。
不过，朱翊钧和支持新礼一党的官僚虽然愿意把国帑拿出来大搞基金，反哺百姓，但官僚里很大一部分人则还是不愿意的，纷纷上疏反对。
“民非已至饿殍之境，虽饥荒不过是求逸懒散所致，如今天下其实还大有果腹之业存在如垦荒于边地，如拉纤，如为大户长工，如轿夫等，而小民之所以多不愿为，不过是嫌其辛苦而又穷讲体面不知俭为德而已，所以才闹事生事；”
“朝廷却因此纵容其胡来，而不惜加高工钱，使劳力者与劳心者一样有余钱可品茶听曲，而不惜大费国帑。”
“国帑照此消耗下去，真不知及时会被消耗空！何况，如今倭事与吕宋之事在即，费银本就不少，如今再大兴工程，且以高价钱的方式大兴，只怕不出几年，朝廷必会山穷水尽，那时旦有天灾人祸，则不知朝廷该如何应对？”
“又何况，眼下山陵依旧未建，固然是陛下倡俭，但从礼而言，山陵是必定要建的，如此靡费国帑，真不知山陵之费将来从何处出？”
“当今首辅申时行欺陛下以仁，大费国帑，而扬个人之善名，却不顾将来国运，其心不可谓不阴险，其行不可谓不无耻，请陛下选用时贤，早止此亡国之政！”
御史王致祥就上了这样的奏疏。
但朱翊钧对这些奏疏的处理都是不报，仍让内阁继续大规模的斥国帑而大兴工程。
这让反对此举的官僚们很难受。
他们当中不少是希望银元价格一直大涨的，结果现在因为朝廷不停的用这种方式把库存的银元一直以大兴工程和各种福利的方式下发给民，使得市面上流通的银元一直未能大规模减少，银元价格也就只是小涨，涨幅一直不及官僚豪右们的预期。
随着越来越多的工程出现，越来越多的国帑在流向小民手里，越来越多的官员就开始坐不住了。
都御史吴时来、户科都给事中杨于廷等这一天皆来了内阁，质问内阁到底要把国帑耗费的何时。
杨于廷甚至还直接问申时行：“国帑存银已快耗尽到户部所定红线的时候，再继续这样靡费下去，元辅可想过后果吗？”
申时行沉着脸道：“内阁和户部皆有分寸，给谏不必操心。”
杨于廷呵呵冷笑：“真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分寸。”
吴时来见杨于廷话说的有些重，忙拉住了他，道：“杨给谏休得如此无礼！这件事内阁有答复就行，待到了真的到红线时再说！”
杨于廷听吴时来这么一劝，便道：“那好，我先把话丢到这里，你们心里没社稷长远安危，我心里是有的！如果真到太仓库银真的到红线之时，吾宁肯也被贬极边之地，也要行封驳之权！”
“小臣今日冒昧，还请诸位阁老见谅，告辞！”
杨于廷说完就转身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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