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中、法两国没有正式宣战的情形下，“偷袭”，在法理上是不可行的。
彼时代，国与国之间的基本的交战准则已经建立起来了，“不宣而战”，既违反万国公法，也极不道德，后世卑劣如日本者，偷袭珍珠港之时，也要想方设法，将送达宣战照会的时间点，摆在实际战斗打响之前，况乎我泱泱大中华？
若中国果行偷袭之事，则失去国际舆论同情、成为千夫所指之外，更会彻底激怒强大的对手，使其上自国会、下至编氓，群情激奋，法必然扩大战争规模，甚至倾国来攻，则战祸连绵，不知伊于胡底？
事实上，马尾一役，虽然衅自彼开，但必须承认，法国人一切进止，都严格遵守了相关的交战准则：孤拔定于下午两点开战，白藻泰上午十点向闽浙总督递交照会，期间的四个小时，不但给中方留下了充足的反应时间，而且，法军还为此承担了相当的风险。
前文说过，马江上午涨潮，下午两点前后落潮，孤拔之所以选择下午两点开战，是因为彼时的落潮，将大幅度改变中国军舰的舰位，使之火力最弱的舰艉朝向法舰队；可是，如果中方接到照会之后反应迅速，在下午两点之前率先发起进攻，则舰艉朝向对方的，就不是中国舰队而是法国舰队了——
同落潮一样，涨潮也会改变军舰的舰位，只不过，涨潮改变的，是法国军舰的舰位——下午两点之前，马江可是处在一个涨潮的状态中啊！
遗憾的是，因为中方内部匪夷所思的颟顸，这四个小时的宝贵时间，被白白的浪费掉了。
“野猫号”发炮之时，船政舰队甚至还未解缆——管带们还不知道法国人已经在四个小时前便已发出了开战照会。
更加没有人想过，涨潮、落潮之际，原是胜、负转换之机。
其次，在技术层面，“偷袭”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在狭窄的江面上，在极近的距离上，对峙枯守逾月，中、法双方，都始终处在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中，一举一动，都在对方眼中，不论谁先动手，都很难谈的上一个“偷”字；而水战不比陆战，绝非一声令下，就可以扣动扳机，想打对方一个猝不及防，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军舰的解缆、生火、加压，都需要时间，且动静极大，不可能免于对方的觉察；在此之前的战备，譬如在炮位四周加垒沙袋，将弹药从甲板下的弹药仓提升上来、分配到各个炮位，亦为开战之显兆，一样不可能不被对方桅盘上的观测手看到。
如果十一艘中国军舰，同时在做以上的垒沙袋、运弹药以及解缆、生火、加压等动作，则可以百分百判断，中国人要“偷袭”了。
反之亦然——如果做上述动作的是法国舰队，那么，就说明法国人要“偷袭”了。
事实上，一八八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上午，法国舰队上述备战动作一样不少——迄至九时四十五分，赶在十时白藻泰照会何璟之前，相关战备便已尽数完成；而延至下午二时方始开战，可是，对于中方，法军之攻击，其效果依旧仿佛“偷袭”。
“基本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现实。
岂不可叹？
好吧，既然“偷袭”不可行，又不可以坐等法方“偷袭”，那么，摆开堂堂之阵，“先发制人”？
即，如法国人般，抢先扔个开战的照会过去？
当然，送出照会到实际开战，不能留四个小时之长的时间——想来，法方的反应，不会像中方如斯之慢，甚至没有反应。
无论如何，要争取打第一炮啊！
就算法方反应快，“第一炮”啥的，还是人家打出来的，可是，无论如何，不至于开战的时候，船缆还没解开，锅炉还没生火啊！
这也是张佩纶一直努力向朝廷争取的一个方案。
可是，那就是“衅自我开”了。
中法之争，中国作为弱势的一方，即便是主战派，只要有足够的理智，也明白：战争是最后的选项；而彼时，和平的大门并未完全关上，双方在剑拔弩张、火星四溅的同时，外交谈判一直没有中断，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中枢下定决心，主动与法决裂，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们可以批评中国政府误判了法国的战争决心，可是，法国的“战争决心”，本就飘忽不定，也实在不是很好判断。
许多人都晓得，因为镇南关的失败以及其后的丧师失地，法国茹费理政府垮台；不过，很少有人晓得，茹费理政府之前的法理叶政府的下台，也同中法之争有关系。
法理叶政府同中国政府签了一个核心内容为中、法分润越南的的《李宝和约》——“越南南方治安，归法国巡查；越南红河以北，归中国保护”，云云。
这个条约，被法国国内激进派痛詈为“丧权辱国”，茹费理乃借势取法理叶而代之，成为法国新一届政府总理，并拒绝批准条约；而《李宝和约》之“宝”——时任法国驻华公使宝海，黯然离职回国，并被《李宝和约》之“李”——李鸿章，半同情、半讥讽的称为“法国崇厚”。
看，那个时候的法国，不但没有大打出手的意思，甚至，不指望独吞整个越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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