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
还是要再“靠”一声。
教案本没有什么稀奇的，可是，因为关卓凡对于历史的改变，以及对于相关矛盾的着意控制，这几年发生的教案，主要局限于信众和非信众的经济上的矛盾，官府呢，也不会如原时空一般，受制于洋人的压力，偏袒信众，因此，这些矛盾，基本上都能在官府的协调下得到解决，当事双方也都会承认官府的判决的权威性。
“打冤家”的事情不是没有，不过，一来，少；二来，都是小规模的械斗，很少出人命，不是原时空那种杀人全家、鸡犬不留、斩草除根的性质。
直接把矛头对准洋人和教堂的，就更少了。
就是说，“烈度”是有限的，远未发展到原时空“天津教案”那种程度，更不必说庚子之乱了。
还有，就有什么小乱子，也是在相对偏远些的地方，四九城里，毂辇之下，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一类的“教案”的。
现在可好，扎扎实实，案发于四九城内，而且，一死就是三个人，其中一个，还是个洋人——还不是个普通的神父，是个副司铎！
这可是有清以来的第一次——就是宣宗禁教之前的那几年，风声最紧的时候，都没有出过这样子的事情！
而且，不是案发于普通的教堂，而是天主教在中国的最重要的一座教堂——“南堂”。
这座“南堂”，由明万历朝时候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创建，乃是北京城最古老的一座天主教堂。
初初之时，只是一座小小的中式四合院，插上一具十字架表明身份而已，后经顺治朝掌钦天监事的德籍传教士汤若望翻建于原址，又经康熙朝一次重建，一次大修，雍正朝再一次大修，最终定型为目下的规制宏伟的、巴洛克风格的大教堂。
汤若望于原址翻建之时，南堂的地位，就已经奠定了——
世祖曾先后二十四次亲临“南堂”，并在多处留下宸翰：赐御制“通微佳境”匾；堂前有大理石牌楼一座，上头的“钦宗天道”四个金字，亦为世祖手书；亲撰《御制天主堂碑记》，立碑于堂前十字架形状的草地上。
汤若望建成的南堂，除了一般的宗教建筑之外，还有天文台、藏书楼、仪器室等等科学设施，相当一部分的钦天监的功能，假“南堂”而行，这亦是“南堂”地位重要的原因之一。
康熙五十九年，北京发生地震，“南堂”受损严重，次年，葡萄牙国王斐迪南三世出资重建“南堂”，“南堂”的巴洛克风格，便是奠基于此次重建，不过，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允许一个西洋国王为修建中国境内的教堂出资。
这是极罕见的事情。
道光十八年，宣宗下旨禁天主教，天主教堂包括“南堂”在内，统统收归朝廷，不过，没收是没收了，朝廷一样着意保护，“南堂”并没有收到什么损害。
目下，中国的教务归法国代管，罗马教廷未在中国派驻“中国区大主教”一类人物，“南堂”的角色，其实就相当于“主教座堂”了。
在这样一个地方，发生这样骇人听闻的一个案子，连副司铎——约略可以比拟“副主教”的人物，都被杀掉了——
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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