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关卓凡说道，“且孙可望再造的，不仅仅是一支兵，而是一个国！——或者说，因为他再造了一个国，才能有这样的一支兵！”
“张献忠死时，大西军其实已经陷入了绝境——后有本朝的追兵，前有南明扼守长江天险，前不得，后不得，眼见就要全军覆没了！”
“但张献忠一死，孙可望即联络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杀掉了‘皇后’和宰相汪兆龄——张献忠死后，此二人依旧高据诸将之上，不但颐指气使，更主张一切皆照‘先帝’生前意旨行事，即：继续‘杀，杀，杀’！”
“障碍一去，孙可望等立即改弦更张，下令‘自今非接斗，不得杀人’，区区九字，如有神效，大西军面貌一变，气势再起，一举攻克重庆天堑，打开了南下的通路。”
“由川入黔之后，孙、李等果然秋毫无犯，所过民皆安堵，南明守军，固然无力与抗，本朝追入贵州之后，亦因地方荒芜，粮食接济不上，不能不班师回川，由此，大西余部便彻底摆脱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困境，从容展布了。”
“孙、李、刘、艾并没有偏安于贵州——第一，贵州太贫瘠了，没有多少施展回旋的余地；第二，彼时，本朝已经控制了四川，贵州距四川，也太近了些——孙可望将目光投向了云南。”
“刚好，彼时的云南，发生了沙定洲之乱——蒙自土司沙定洲叛乱，黔国公沐天波出逃，云南全境一片混乱，时机真正再好不过，于是，孙、李等挥军入滇，并冒称自己是沐天波妻子焦氏家族的兵马，此次入滇，是为沐国公复仇来着。”
“这一招大有奇效，滇、黔两地人民，皆深信不疑，大西军所至，悉开城门降，全无梗阻，直到孙、李兵临昆明城下，当地官民才发现，‘焦家兵马’的真实身份，居然是——‘流贼’！”
“不过，已经晚了。”
“孙可望由此被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推为主帅。”
“经过一年的东征西讨，云南全境彻底平定，孙可望开始着手‘建国’了。”
“这个‘国’，不是‘大西’，而是‘大明’。”
“为聚拢人心，减少内耗，孙可望同沐天波以及云南当地官绅达成妥协，弃大西年号，用大明年号，共誓‘共扶明后，恢复江山’，不过，因为云南僻处西南一隅，中国大部分地方则一片混乱，弄不清楚彼时的‘正朔’是哪个朝廷，因此，暂用干支纪年。”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决定，不然的话，云南的各派势力，不可能一心一意的聚拢在孙可望的麾下，这个……嗯，‘促大局，谋发展’。”
“咱们来看看，孙可望在云南，都做了些什么？”
“第一，整顿吏治。”
“孙可望‘重廉吏，除贪酷’，治吏的最重要的一招，就是‘不时差人易服色，暗访查，有廉者立加奖擢，贪者立拿斩首，传示各府州县’，如此雷厉风行，荡涤污秽，很快便致‘全滇之官无一人敢要钱者’。”
“第二，开言路。”
“立登闻鼓，凡政有不便于民，许地方头人赴诉，立即除之；有可以便民者，立即行之。”
“又传令地方，不论士绅军民，有为地方起见，即一得之愚，亦许进言，立引见，不许拦阻，即妄诞之言亦不深究。”
“第三，行‘履亩科租’法。”
“将部分州县和卫所的田地，‘分为营庄’，派大西军偏裨管理，踏勘田地所出，与百姓平分，然后在官府所征的那一半中，拿出五分之一，拨给田主——即田主所得，为收成总额的十分之一。”
“算一算，这个收成的分配，大约是官四、民六。”
狮子插一句，“分为营庄”——其实就是变相的“土地国有化”啊！
产权，名义上还是“田主”的，可是，处置权、收益权，已经被政府拿走了。
“这个收成，官府征走一半，看似重赋，不过，这是一次过的，除此之外，耕者既不必向田主交租，也再没有其他的苛捐杂税，较之以前，所得不是少了，而是大大的增多了——以前，田主、官府各种盘剥之后，耕者之所得，可能只剩下二、三成了！”
“因此，农民皆大为踊跃，当年的收成，就倍于往昔；次年，又是大熟；第三年，还是‘大有年’——可谓五谷丰登了！”
“官府、小农两利，倒霉的，自然就是‘田主’了。”
“不过，倒霉也有限——虽然只能拿收成的十分之一，但因为‘蛋糕做大了’，这个‘十分之一’，虽还是比不得之前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二’，可也差不了太多，至少，生活有着，饿不着肚子！”
“因此，对于‘履亩科租’，田主们只是腹诽，尚不至于铤而走险。”
“第四，铸铜钱。”
“‘铸铜钱’三字，说起来、听上去，平平无奇，然而，对于云南，却是改天换地的一件大事！”
“说来吊诡，云南产铜，中国铸钱用铜之半，出自云南，然而，云南自个儿，直到前明万历之时，仍以贝币交易！之后，虽经官府倡导，逐渐使用银、铜，但民间交易，贝币依旧畅行其道。”
“孙可望令有司铸‘兴朝通宝’，并以霹雳手段，大力推行，三令五申，严敕人民弃贝币、用铜钱，违其令者，劓之乃至刖之！直至罪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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