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卓凡舒了一口长气，揉了揉发酸的手腕，搁下笔，站起身来，略略舒展了几下筋骨，然后走过茶炉那边，自己替自己斟了一杯酽酽的浓茶，喝了，回到书枱前，坐下，取过一张新的白纸，写下“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一行字。
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
白氏携小芸入宫觐见——也算是“陛辞”了，之后，姊妹俩远赴重洋，中国外派女留学生，正式成行。
李鸿章上折，请禁缠足。
朝廷照准。
我正式向这个给中国女性带来无穷尽痛苦的千年痼疾宣战。
“黄雀行动”启动，小皇帝兴高采烈的飞出了宫，以为从此以后，得脱樊笼，他不晓得，外头等待他的是什么。
普鲁士公使李福思夜访，中、普双方经过友好协商，达成了联手倒法的共识。
次日，英国公使阿礼国接踵而至，我和英国人做成了一笔大交易——“花旗矿业公司”支持英国对南非的领土要求，英国的回报，一，承认“花旗矿业公司”在南非的商业特权，二，英国海军顾问将直接参加中国对第三国的战争。
即是说，在将来的中法战争中，英国将以“顾问”的名义，加入中国的阵营。
“黄雀行动”有了重大成果——小皇帝“染红”了。
我加快了我的“国手布局”：
设立外务部，钱鼎铭出任尚书。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被一分为二，一部分并入外务部，一部分并入顾问委员会。
不论原时空还是本时空，皆在中国近代史上拥有重要地位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自此隐没于历史的长河。
齐秉融以侍郎身份掌控刑部。
瑞常、李鸿章进殿阁大学士，蒙古人、淮系，对我愈加“归心”。
文祥进协办大学士，除了笼络他本人之外，也算是对风流云散的“恭系”的交代和安抚了。
乌鲁木齐大捷，入疆的西征大军打了一个漂亮的“开门红”。
小皇帝“天花之喜”，“黄雀行动”圆满收官。
芙蓉榭之会，嗣皇帝的窗户纸，被醇王捅破了。
风起云涌。
恭王痛笞载澄，以“自污”的方式，对我表明，他不会介入嗣皇帝之争。
京津铁路通车，这是中国的第二条铁路，同时表明，中国真正进入了“铁路时代”。
心力交瘁的慈安，更加依赖于我，“黄白折”制度之后，我取得了“恭代缮折”的权力，一时之间，我的地位，几可比拟摄政。
然后，我做出了一个这辈子最困难、也是最卑劣的决定：嫁祸远避天津、正在替我生孩子的那个女人。
小皇帝危殆，太平湖、凤翔胡同，暗流涌动。
天崩地坼——小皇帝终于龙驭上宾。
亲贵重臣为嗣皇帝事集议军机处，醇王大声嚷嚷“她要避嫌！”
对儿子病逝尚一无所知的她，在这场嗣皇帝之争中，第一个出局了。
接着，潜在的、可能的候选人，一个接一个出局。
出局的理由……想找，总是找得到的。
一切都在我的算计之中。
最后，焦点集中在恭王的两个儿子身上。
就在这时，恭王福晋闯宫，狂风暴雨之中，当着一大班亲贵重臣的面儿，对着我跪了下来，以载澄、载滢的生死，力辞其嗣皇帝的候选资格。
我的目的达到了。
可是，这个女人其实是我的岳母啊——
此情此景，我的良心，真的不会痛吗？
达坂城大捷的消息适时传来，军机处近乎窒息的氛围，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不过，无论如何，挑选嗣皇帝的工作，卡壳了。
正当朝野上下不知何以为计的时候，翰林院的庶吉士们开始了大动作。
宝廷逼迫掌院学士万青藜，为他代递“为文宗显皇帝血嗣未绝仰祈睿鉴事”一折。
他认为，荣安公主即“未绝”之“文宗显皇帝血嗣”，极其露骨的暗示，荣安公主应该继统承嗣。
朝野轰动。
鲍湛霖桴鼓相应，上了一个“沥陈小宗入继大宗弊曷胜言仰祈睿鉴事”的折子，暗示嗣皇帝只能在“大宗”里挑选——如果承认荣安是“文宗显皇帝血嗣”，则目下之“大宗”，唯荣安一人耳。
醇王不干了，上折反对。
但是，慈安被前明世宗的所作所为吓坏了，她不愿重蹈张太后在侄子面前下跪的覆辙，虽未明说，但态度很明显：支持荣安继统承嗣。
就在时候，天津的慈禧……生产了。
唉。
王大臣会议上，醇王被宝廷怼的无话可说，“盟友”吴可读又莫名其妙“投敌变节”，情绪失控的醇王终于放了大招——他声称，如果轩亲王“退归藩邸”，我就同意荣安做嗣皇帝！
我很痛快的答应了下来。
会场大乱，朝野大乱。
“上头”一而再、再而三的降旨，要我“销假入直”，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拿乔——就是不回去！
降旨申斥醇王，我也不为所动。
这期间，新疆那头热闹的很，好消息、坏消息前后脚的传了过来：
好消息，托克逊—吐鲁番大捷。
坏消息，伊犁塔兰齐威胁投俄。
军机大臣们求助于我，我虽然指挥方略，但还是不肯奉诏“销假入直”。
李鸿章、瑞麟、刘长佑、丁宝桢等地方督抚，接连上折，要求轩亲王复出，言辞激烈。
母后皇太后坐不住了，临幸朝内北小街，亲自来和我“说话”。
千呼万唤始出来，做足了姿态的我，终于同意“销假入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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