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这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题目，而且，也必定是要引起争议的。
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一点应该确认：在慈禧“归政”，将权力正式移交给德宗之时——当然，也不是百分百的交权——她的声望和权威，达到了自辛酉年“垂帘听政”以来的顶峰，朝野中外，都目慈禧皇太后为“贤后”，为“英主”。
彼时的慈禧，在国人的眼里，浑身上下，闪闪发光。
这块“贤后”、“英主”的招牌，里面没有任何水分，实在是由慈禧多年来治国理政的一系列辉煌成就打造而成的。
平定洪杨，将清朝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就不说了，说说之后发生的事儿吧。
之后，是“同治中兴”。
“同治中兴”不是虚美，不是“回光返照”，是实实在在的“中兴”，人口，财政，军事，外交，中央的权威，政治的稳定，社会生产、生活的活跃和发展，以及遍地开花的新兴事物——不论从哪方面来看，都百分百符合“中兴”的标准。
太平天国运动，被后世史家定性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类似规模的农民起义，或者直接毁灭王朝，或者，王朝虽然暂时逃过灭顶割喉之灾，但再也不能振作，一路断崖式下跌，名存而实亡。
秦、汉、唐、元、明……一一数去，概莫能外。
清朝是唯一的例外。
这，说明了什么呢？
今天，我们提及洋务运动，都会给其定一个“失败”的性，不错，洋务运动最后确实是失败了，但是，它不是没有成功过，而且，这个成功，不是“个别”的、“局部”的，是“全面”的，这个成功，集中反应在收复新疆和对法战争两场战争的胜利上。
原时空收复新疆，面对的局面，远比本时空恶劣：阿古柏已经获得了英国的全面军援；同时，沙俄不但已经占领伊犁，兵锋更直逼乌鲁木齐。就是说，较之本时空，阿古柏在新疆的统治，更加稳固，实力更加强大——这也罢了，关键是，要收复新疆，就要冒和沙俄直接开片的巨大风险。
彼时，放弃新疆，已经是朝廷的主流意见，甚至可说是一边倒的——绝不仅仅是李鸿章的“海防派”的一家之言。在这种情况下，慈禧、文祥，坚定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主张，并且做了勒紧裤腰带、长期战争的准备。
平叛的过程中，西征大军虽然客地作战，但在军事上，对于获得了“英援”的阿古柏叛军，却拥有碾压性的优势，差距之大，仿佛二鸦之时，英法军队对阵中国军队。
这支军队的表现，获得了列强的高度评价——其中评价最高的，竟认为左宗棠军队的战力，并不在欧洲军队之下；更令沙俄深为忌惮——沙俄就在旁边儿盯着，西征大军的战力何如，老毛子大约比中国中央政府，还要更加清楚一些。
这是沙俄放弃伊犁的真正原因。伊犁的收复，时人和后人皆归美于曾纪泽，但是，关卓凡认为，真正的功臣，其实是虎视一旁的西征大军。
左宗棠的西征大军，还不能说是真正的近代化军队，但已无限接近这一标准，而且，就士气和纪律而言，大约还在不少近代化军队之上。这是乾隆之后，中国步兵战力的最高峰。这样一支军队，如果放在甲午的朝鲜战场上，关卓凡以为，无论如何，不可能挡不住刚刚完成了近代化的日本军队。
西征大军不是石头缝里崩出来的，也不仅仅依赖左宗棠个人的天才、意志和努力，它是彼时中国整体国力的产物，是彼时的中国人的精气神儿的集中体现——不错，中国确实有过一段自信心初步恢复、精神面貌掉头向上的时期。
这个时期，涵括了即将到来的中法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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