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情”这个事儿，慈禧还是很慎重的，没有直接同翁同龢说，而是先谋之于军机。不然，若翁同龢一口回绝，就没有转圜余地了。
养心殿，军机“叫起”。
慈禧把希望翁同龢可以“夺情”的意思说了，然后以忧虑的语气说道：“丁忧的折子递上来，翁同龢就不入直了，弘德殿进讲诗书的，就剩倭仁一个人了，这……可不行啊！你们看，这个事儿，如何是好呢？”
关卓凡说道：“回太后，翁老夫人的身子骨儿，很早之前就不大好了，此事本该未雨绸缪，预为之备，臣等念不及此，上烦两宫皇太后厪虑，惶愧的很！礼有经，亦有权，臣今日下了值，就去拜访翁同龢，恳请他为国从权，‘夺情’为公，在职‘守制’。”
慈禧微微皱眉：“你的身份，这么着急忙慌的打上门去，合适么？”
关卓凡是亲王，是军机领班，位份高过翁同龢太多，正常情况下，若有什么事情商量，不论公私，都应该翁同龢过府拜访关卓凡，若要表示对翁同龢的尊重，关卓凡下个帖子就是了，绝无倒转过来、关卓凡上门拜访翁同龢的道理。
另外，按祖制，亲贵不许交接廷臣，这也多少是个忌讳。
“顾不得了，”关卓凡微微苦笑，“翁同龢既然报了丁忧，就不肯出门拜客了。臣请他过府，他不会来的。臣方才说，礼有经，亦有权，事机紧迫，从权而行。”
关卓凡没有明说出口的话是，正因为他是亲王，是军机领班，是朝廷宣力大臣第一人，由他出面，一来，对翁同龢表示了足够的尊重，二来，也可以对他造成足够的压力。
这层意思，两宫皇太后都能默喻，慈禧叹了口气，说道：“就盼着翁同龢能够像你一样，识大体、顾大局吧。”
“臣惭愧。”关卓凡说，“不过，臣也不敢欺瞒两位皇太后，这个事儿，翁同龢肯应承下来的可能性，十分之低，臣此行，十有八九，无功而返。所以，替皇上寻觅一位才德兼备的新师傅，今儿就得着手了。”
慈安忍不住说道：“‘守制’自然是应该的，可是，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非得守足二十七个月？多耽误事儿啊！”
嘿嘿，正因为“耽误事儿”，才能够显示“孝亲之心”啊！
当然，这个话，没法明说。
“就是，”慈禧说道，“姐姐说到极是——即便国丧，也不过一百天嘛！”
关卓凡只好说：“人臣之丧，不敢比拟国丧。”
慈禧“哼”了一声，说道：“人臣之丧，若果真不敢比拟国丧，就该少过一百天，二十七个月，那是多少天？”
顿了顿，在心中默默计算片刻，开口说道：“好嘛，八百一十天！”
这几句话，极其犀利，也真正是切中肯綮，关卓凡心中暗暗喝彩，口中说道：“太后圣明！丁忧守制种种，确实不无可议之处，不过，兹事体大，是否有可以改进之处，容臣等商议明白，再具折禀奏。”
“好吧，希望你们真能商量明白。”
这句话，颇含讥刺，几个军机大臣的头，都不由低了一低。
“为国夺情，”慈禧缓缓说道，“在职守制，这个事儿，满员大约都好商量，可是，只要是汉员，就几乎没有一丝儿商量的余地，我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儿了！曹毓瑛、许庚身、郭嵩焘，你们几位说呢？”
这三位，都是汉员。
曹、许、郭三人，没想到圣母皇太后一下子越过前面的三位满大臣，直接问到了自己的头上，都愣了一愣。
三人之中，曹毓瑛排名最高，自然要先答话：“回太后，方才，轩亲王有句话说得极好，‘礼有经，亦有权’，此典出自《礼记》，孔颖达《礼记正义》曰，‘此一经，是权礼也。若值国家有事，孝子不得遵恒礼，故从权事’。”
顿了一顿，说道：“就是说，‘经’也好，‘权’也好，都是‘礼’，拿‘守制’来说，只要‘国家有事’，便可‘从权’，即‘夺情’。”
又顿了一顿，说道：“这个‘国家有事’，指的是金革之事，即战事，所以，古人乃有‘金革之事无避’、‘墨絰从戎’之谓。”
这一番书包掉下来，慈安听得头昏，慈禧却是明白曹毓瑛的言外之意的：俺们汉员，也是很讲道理的，只要“国家有事”，便可“夺情”。不过，除战事之外，其他就不在“夺情”之列了，包括翁同龢这档子事儿。
慈禧微微冷笑：“果真是‘金革之事无避’么？咸丰七年，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病逝，曾国藩报了丁忧，即离营回湘。彼时，咱们和长毛正打得热闹，朝廷要他‘夺情’，人家呆在湘乡，就是不肯挪窝，接连上书，一定要在籍守制，就这么干顶了朝廷小半年，朝廷没有法子，只好准了他的奏。”
顿了一顿，说道：“那个时候，我正侍候先帝看折子，我还记得，先帝准他的奏的时候，唉声叹气，脸色那个难看！”
慈禧的语气愈来愈是激烈，压得三个汉员，头低了一低，又低一低。
文祥谨厚，心里觉得，军机议政之时，皇太后翻出旧账，批评功臣，不是十分妥当，乃越次奏道：“圣母皇太后明鉴，彼时情形复杂，曾国藩坚持在籍守制，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
慈禧微微“哼”了一声，说道：“什么苦衷？不过是忧谗畏讥，怕小人下蛆，寻衅攻讦他什么‘希荣忘哀’，坏了曾某人的身后名声罢了！”
曾国藩担心的，并不仅仅是“身后名声”，不过，文祥以下，听到慈禧如此说法，心里都是微微一宽，圣母皇太后这几句话，算是明贬实褒，她对曾国藩的批评，即便传了出去，人们也不至于以为曾国藩帘眷已衰。
不过，听得出来，皇太后对在籍守制二十七个月这回事儿，是真正不满了。
有人就想，难道，“上头”真的想动这个“三年之丧”的制度？拿着翁同龢丁忧一事，借题发挥，甚至连曾国藩都扯了进来？
这，可是真正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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