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的思想和作为，若窥端倪于他的人生履历，以下几点很可以说明问题：
第一，从七岁入读英国人在澳门开办的教会学校，一直到二十六岁于耶鲁大学毕业，容闳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是完整的“西学”，和“中学”基本不沾边儿。对“中学”，容闳既没有什么深入的理解，也就谈不上什么感情。
第二，容闳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第三，二十四岁那年，在耶鲁大学就读的容闳，加入了美籍。
关卓凡并不怀疑容闳对于祖国的忠诚和感情，不然也不会委以重任，倚为臂膀。但同时，他也承认，容闳这种身份和经历，使其很难对中国当时的合法政府，抱有真正的尊重。不然，容闳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当他有意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时候，先去投靠的，是太平天国，而非朝廷。
当然，容闳的这个特点，对于关卓凡个人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倒并不算是什么坏事。
可是，若容闳因此而支持“留美幼童”信奉洋教和轻废“中学”，却是不能接受的——原时空的朝廷，不论“保守派”还是“洋务派”，包括“留美幼童”最大的支柱李鸿章在内，都不能接受。
关卓凡更加不能接受。
关节点在“留美幼童”的年龄上——这是一把地道的双刃剑。
自小就接受西方近现代科学、文化的教育，小学、中学、大学“一条龙”读下来，较之成人后再“放洋”之半路出家，所学自然更加扎实、透彻，思路也更加灵活、开通，更少牵绊，用之于“新政”、“洋务”——中国的近现代化建设，自然更加之得心应手。
在当时中国民智未开、保守势力强大的背景下，曾国藩、李鸿章、容闳等人，对“留美幼童”的苦心设计，是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的。
可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留美幼童”年纪太小，心智尚远未成熟，极易受外界的影响，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如何保证他们的族群、国家认同不动摇、不转移？如何保证成人肄业之后，回到中国的，不是一群“黄皮白心”？
必须承认，对于十来岁的小孩子来说，彼时美国的教育和生活，吸引力十倍于自己的祖国。更加有趣的学问，更加人性的教学，更加平等的人际关系，更加自由奔放的空气，没有一个正常的孩子，能够抵御住这些无所不在的诱惑。
你不能把他们装到套子里——事实上也不可能办得到，因为你是在人家的学校里上学、读书。何况，“增长见闻”——观察、了解、认识留学目的地，从更先进的社会制度中汲取养分，本来就是设计“留美幼童”的初衷之一。
为此，刚开始的时候，留美幼童不是集中住宿的，而是分散到美国当地几十户不同的人家中。
这种做法，就算套以二十一世纪的标准，也是顶“时尚”、顶“先进”的。要知道“留美幼童”可是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事儿呀。
既然不能把小孩子装到套子里，管理者能做的，就是守住底线了：
一，不入洋教。
二，“西学”、“中学”并重。在美国学校教育之外，从国内派出教员，常驻美国，对小留学生进行相当力度的“中学”教育，以此保证“留美幼童”不忘根本。
朝廷定规：“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
作为从二十一世纪穿越过来的人，关卓凡本人，对这些“中学”课程，并不感冒。可是，他承认，在当时的环境下，除此之外，并没有更好的方案，可以保证小留学生们心系祖国，不改族群和国家的认同。
当然，在本时空，事儿落到他的手上了，具体课程设置，自然要略作调整，譬如，那个《圣谕广训》，大约会拿下来，换上别的。
可是，大方向不会改变，即以“中学”教育，保证小留学生不变“颜色”。
遗憾的是，容闳就是要挑战这两条底线。
“驻洋肄业局”定规：“幼童以三个月一次来局学华文，每次十二人，十四日为满，逾期则此十二人复归，再换十二人来。以此轮流，周而复始。”
这个规定，初初的时候，是得到了较为严格的执行的，效果也不错。但是，愈往后，愈是滞碍难行。
个中原因，一是因为留美幼童浸润“西学”日久，对“中学”兴趣日减，甚至到了“厌弃儒学”的程度；二，也是更重要的，作为“驻洋肄业局”主要管理者之一的容闳，不但不坚持既有原则和规定，反而顺风纵火，支持学生抵制“中学”。
对此，李鸿章深感忧虑，致信当时的驻美公使陈兰彬说：“学徒抛荒中学确属实情，由于莼甫意见偏执，不欲生徒多习中学，即夏令学馆放假后正可温习，莼甫独不谓然。”
莼甫，容闳的字。
就是说，不但三个月一次的“轮训”，容闳不支持，甚至学生放暑假了，利用假期补习中文，容闳也从中阻挠。
轻废“中学”之外，学生纷纷信奉洋教，参加礼拜，而容闳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更是以“信仰自由”为天经地义——朝廷有什么干涉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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