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笑归笑，御姐并非没有疑虑。
“你说，这英国人，靠得住、信得过么？”
关卓凡说道：“回太后，臣以为，英国人靠不靠得住、信不信得过，不在英国人，而在咱们自个儿——咱们自个儿争气，英国人就靠得住、信得过；咱们自个儿不争气，别说什么靠不靠得住、信不信得过了，英国人就算和俄国人勾起手来，合而谋我，也不稀奇。”
慈禧默然半响，然后缓缓说道：“你这话有味道，是这么个意思——总要自个儿的步子踏实稳当了，人家才愿意跟你搭把手！”
关卓凡非常欣慰，说道：“太后圣明！譬如新疆的回乱，咱们拿叛逆一个个打平了，再把整个新疆，扎紧了篱笆，俄国人见无隙可乘，自然不敢轻易起衅。英国人对咱们有了信心，也就乐意锦上添花，助咱们一臂之力；说不定，还要倒过头来，求着咱们帮着他们对付俄国人呢。”
“哟，果真如此——那敢情好！”
“非但如此，英国人既有求于我，就不会在中印之间，轻易动什么手脚，西藏的局面，也就容易安定了——这是一个连环套，拿洋人的说法，叫做‘良性循环’。”
“‘良性……循环’？”
“是。”
御姐认真想了一想，大致明白了这个词的意思，心里微微激动，连连点头，说道：“是这么回事！”
关卓凡缓缓说道：“至于罗刹人已经吞了下去的，臣总有一天，要叫他们一口一口，都吐了出来。”
慈禧怔了一怔，说道：“你是指……”
关卓凡心中暗叹：如果是现代的中国人，绝对想都不用想，就知道自己指的是什么。
可是，这儿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回太后，臣说的是，咸丰八年、咸丰十年、同治三年，咱们同俄国人签的那几个条约。”
咸丰八年，即1858年，《瑷珲条约》。
咸丰十年，即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
同治三年，即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三个条约的年代、名字，先后在关卓凡脑中跳出。
当《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跳出来的时候，关卓凡的太阳穴微微颤动了一下，他似乎听到了自己心房滴血的声音，一瞬间，嘴里充满了又苦又涩的味道。
这个条约，是1864年签订的。彼时，自己正在由美返国的海路上，挟美利坚平叛大胜之威，军容壮盛，器械精良，端的是“中外仰望”，风光无限。
彼时，自己已经整整穿越了四年。
可是，历史依旧以其强大的惯性，按时催生了这个条约。中国无可奈何，关卓凡亦无可奈何。
那个时候，关卓凡才深刻地意识到：历史的轨迹，并没有发生真正的转折；中国的命运，并不能只靠自己在异国投机的一场胜仗，就发生实质的改变。
自己在这个时空要做的事情，不过才刚刚开了个小头。
那个时候，关卓凡才痛感：呆在二十一世纪，对着已经作古的先人们，放嘴炮、唱高调，何其容易；真正设身处地，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扭转乾坤，改定命数，又何其艰难。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是奕䜣拍板定案的，可是，在回乱暴起，捻乱肆虐，整个西北烽烟遍地，新疆事实上已全不受控的情况下，即便换了自己主政，这个约，真的就可以不签吗？
关卓凡一点把握也没有。
力不如人，说什么都是废话、空话。
原时空，能够勉强收回伊犁，说到底，不是因为曾纪泽的口才好，而是当时回乱已经平定，左宗棠的大军，正驻扎西北，虎视伊犁。
好了，该御姐说话了。
“这几个条约，我不大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划界上面，咱们似乎……吃了亏？”
似乎？！
还好，姐姐，您还知道我说的是“划界”的事情。
不怪得御姐“似乎”——穿越之后，关卓凡才发现：此时的主政者，对中俄划界，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吃了亏，而是糊里糊涂的，不知道自己到底吃了多大的亏。
就是说，没有明确的“量”的概念。
关卓凡查阅《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关于划界部分，有一个共同点：只有关于河流、山脉和卡伦的名称、走向的简单描述，没有任何距离、高度的具体数字。
粗疏之处，和现代划界协议的精准，差的太远了。
事实上，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既缺乏“数目字管理”的概念和手段，也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疆域观念。遥远的东北、西北的国境线，在理论和现实中，都非常的模糊，严格说起来，并不存在一条几何意义上的“线”。
更致命的是，彼时的中国，缺乏万国公法中关于疆域的“实际控制”的概念——这让中国在和俄国的折冲樽俎中，吃了大亏。
比如，俄国人坚持要求以中国的常设“卡伦”——就是哨所——为划界依据，可中国的许多常设卡伦，距理论上的国境线还有非常遥远的距离。于是，这段距离之内的国土，就被俄人用“先予实际占领、再祭万国公法”的法子，强行划走。
俄国人的逻辑是这样子的：这块地方，是我的实际控制区，而不是你的实际控制区——所以，这块地方，是我的领土，而不是你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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