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叫“大会群臣”，洵盛事也。
关卓凡领班军机之后，臣下上折子，已经很少下发“交议”了；“大会群臣”这种事情，朝廷更加是许久没有做过了。上一次，还是恭王获遣，慈禧派了倭仁主持，准备“大会群臣”，议恭王的罪。但因为恭王用曹毓瑛之计，主动“躺倒挨捶”，会议到底也没有开成。
为了“铁路”而“大会群臣”，出于许多人的意料。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对铁路的攻讦，已不成声势，按照关卓凡以前的做派，这种情况下，“上头”先降旨批驳，然后明发上谕；或者连降旨批驳这道程序都省了，直接明发上谕，推行政策。这一次何以在大好形势之下，“大会群臣”——这不是有点多此一举，甚至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会议的地点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出乎不少人的意料。以前，这种大会议，一般都会放在内阁——不过，这次议的是铁路，内阁的主人是班老头子，“在内阁议洋务”，确实怪怪的。那么，为什么不在“顾问委员会”呢？“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当然适合会议洋务，可是，那里是恭王的“地头”啊。
有人说：哪来这么多花花道道，“顾问委员会”我去过，那个地方，根本放不下这么多人！
近午时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在的东堂子胡同，轿马煊赫，仪从如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里里外外，一片翎顶辉煌，到处都是打躬作揖请安道乏，喧声鼎沸，没完没了。
自同治元年二月成立之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原址为咸丰初年的大学士赛尚阿的宅子，赛尚阿获罪之后，搬出了这座府邸，总理衙门设立后接手改建，东半部做了同文馆；西半部是总署办公和接待外宾的场所，今儿的会议就在西边开。
与会的“王大臣”，即身上有职分的近支亲贵，除了恭王和关卓凡外，有醇王、睿王、伯王、钟王。
还有四位，一位是礼亲王世铎，一位是怡亲王载敦，一位是豫亲王本格，一位是郑亲王承志。这四位，身上的所谓“职分”，只是一个“散秩大臣”的虚衔，连“内大臣”一类荣衔都还没有巴结上。他们四个出席会议，纯粹是作为本支的代表，来当人肉布景板，会上是一个字也不会说的。
其中，世铎二十岁，本格十九岁，都非常年轻；载敦和承志年纪稍大一点，但他们俩情形仿佛：原来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祺祥政变”后被恭王杀掉，慈禧和恭王要在这两族中，寻两个老实人来继承王爵，“铁帽子”就这样落到了载敦和承志的头上。
在京的大学士，出席会议的是武英殿大学士朱凤标和协办大学士瑞常，文渊阁大学士倭仁请了病假。
倭仁的身体确有微恙，但没到开不了会的程度。他对“铁路”本能地反感，但又全然不知里就，不知如何“下嘴”。倭仁讲理学，最讲究“诚心正意”，对自己不明白的事物，不好枉下评断，于是只好请假，这也算一种“态度”了。
朱凤标和瑞常两个，对铁路的看法和倭仁其实差不多，但这两位会做官，这个会议是一定要参加的，不然关贝勒会怎么想？同时打定主意，只带耳朵，不带嘴巴，“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就是了。
两位领班之外，四位军机大臣，文祥、宝鋆、曹毓瑛、许庚身，全部与会。
六部，九卿，“顾问委员会”，堂官或正或副，全部与会。
翰林院正、副掌院学士，詹事府詹事、少詹事，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副都御使，六科掌印给事中，“翰詹科道”的头面人物，全部与会。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除了恭王这位“总理王大臣“外，其他的“大臣”，包括“总理大臣上行走”、“总理大臣上学习行走”、“办事大臣”，全部与会。
冠盖满总署，元旦朝贺、新帝登基等国家大典，不过如此。
会议之所以安排在近午时分，是因为，军机处也好，各衙门也好，都各有各的事情，上午大伙儿把本职工作做完了，才能出来开大会。
当然，不是一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开会，这都中午了，得先吃饭啊。
这顿饭，由总署的小厨房主理，虽然丰盛，但不奢侈，席上没有燕鲍翅肚之属，可大家伙儿聚在一起，吃得着实热闹。只是下午要会议，不能喝酒，未免美中不足。
饭罢，品茗闲谈，以为消食。
正式开议，已是未正了。
会议由恭王主持，他说道：“铁路的事情，朝廷画筹已久。这两天，言路上有几个折子，‘上头’交代，先好好议一议这几个折子，事体譬讲清楚了，下头的人才好做事情。”
这几句话里头，有很强的倾向性。
“朝廷画筹已久”，就是说，之前这班人都不开口，现在突然跳出来唧唧歪歪，是何居心？“事体譬讲清楚了，下头的人才好做事情”，不啻暗示：今儿的会议，不过是为“下头做事的人”，“去一去浮议”，朝廷的主意是早就拿定了——而且，这是“上头”的意思。
大伙儿心里正在嘀咕，恭王说道：“这几个折子，各位大约也都晓得说了些什么。以我之见，其他几个折子，泛泛得很，也就徐应祥的那份，详实一些，嗯，算是‘集大成’罢。咱们一份份地议过来，也没有那么多的空闲，就议徐应祥的一份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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