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恭王心目中，关卓凡变得愈来愈不可捉摸——不是说关某人喜怒无常，而是不晓得他还有多大的潜力没有发作，不晓得他下一步棋会摆在哪里。
这种感觉愈强烈，恭王和关卓凡正面对垒的意欲就愈弱。
从关卓凡弃二品总兵之位、赴上海七品知县之任开始，恭王对他，就开始有这种感觉了。只是那个时候，恭王高高在上，这种感觉可以转化为居高临下的赞赏，以及对自己“识人之明”的得意。
随着两人地位的迅速接近，这种感觉很快就变成了威胁和压迫。恭王起衅于关卓凡，几乎出于本能——他并不是要打倒关卓凡，只是不希望关卓凡再靠近自己了。
既不能将关卓凡打下去，在他面前，恭王便本能地想往后退——只为保持“安全距离”。
恭王的抗压力非常有限，事实上，上次被黜出军机、革去一切差使，恭王就起了隐退的心思，最后是在文祥和宝鋆的鼓励下才挺了过来。
但相似的“体验”，他是真的不想再来一次了。
因此，对关卓凡，恭王既无心“对撼”，便只能合作，甚至你进一步，我退一步。
但宝鋆的心思和恭王不一样。
恭王是宣宗亲子，是地位最高的宗室，纵使“失权”，也不会“失势”，更不会损他天生的富贵。就是说，恭王有足够宽阔的退路——这也是他斗志不坚的重要原因之一。
宝鋆的情况不同。他出身不高，能够位居一品，固然是因为本人精明强干，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恭王与其意气相投，相互引为知己。恭王竭力为宝鋆奥援，而宝鋆亦为恭王强辅，两个人同进同退，才有今日共直中枢的局面。
如果关卓凡继续上升，那么很快恭王就会立不住脚——政坛的最顶端没有那么宽敞的位置。恭王如果退出机枢，他宝佩蘅还呆得住吗？
除非他也像文博川、曹琢如那样，投靠关卓凡——反正，宝鋆就是这么理解文祥和曹毓瑛的举动的。
可是并不是你主动靠过去人家就会收的。特别是处在这样高的地位的人物。宝鋆敏锐地感觉到自己和关卓凡气味不投，不可能真正受到他的信任和重用。
而且，虽然人还在日本，但是宝鋆认为，关卓凡已经开始对付自己了。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原因在新任户部尚书阎敬铭。
阎敬铭进京，是一贯的做派：一主一仆，弊车布服，行李萧然。不认识他的，没有一个人想得到，这个瘦小丑陋的老头，居然是当朝极品大员。
进宫陛见的次日，阎敬铭便到部视事。
户部立时天翻地覆。
户部两百年积弊，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北档房为天下财赋总汇，但阎敬铭坐堂，问起存银、出纳、盈亏，满员司官，总办、领办、会办，皆一问三不知。进而略加考察，这几个二货，居然连基本的看账、算账也不会。阎敬铭虽然曾在户部干过，深知积弊所在，可也没想到，只过了二十多年，户部中枢之地，已经荒唐到这个程度。阎丹初先是瞠目结舌，继而勃然大怒，把北档房几个满员司官，全部参革。
阎敬铭上奏：“满员多不谙筹算，事权半委胥吏，故吏权目张，弄虚作假，治丝愈棼。欲为根本厘清之计，凡南北档房及三库等处，非参用汉员不可。”
军机会议之后，两宫准其所奏。
阎敬铭于是大动干戈。他不是“参用汉员”，而是“全用汉员”。户部各个机要部门的中下层官吏，几乎全部换成了汉人。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清朝的财政中枢，一步步地落入了汉人的掌控之中。
阎敬铭奏折中提到的“三库”，指的是户部名下的银库、绸缎库、颜料库。
先说绸缎库和颜料库。
不要被它们的名字骗了，这两个大库中，除了绸缎和颜料，还有许多其他物品，包罗万象，无奇不有，其实是天下贡品总汇。这两个库的问题，首先还不在账目的混乱——这是根本查不清爽的；而是两百年下来，许多贡品经年累月，腐朽霉烂，完全不堪使用，都成了“死物”，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剩下的能用的东西也统统昏昏大睡，宝贵的资金就这样长时间地沉淀着。
阎敬铭的对策有二：
一是将已经朽烂的物品统统搬出大库销毁；库中所余盘点清楚，除朝廷留用部分外，其余按市价销售，所得入国库。
这个计划，吃力不讨好，亦难免中饱之讥，朝野上下，颇有争议，朝廷暂时没有批准。
但第二个对策就是“德政”了。
阎敬铭上奏，大幅减少各省进贡的次数和贡品的数量——朝廷根本用不了这么许多，不晓得有多少人力物力，浪费在地方、京城以及进京的路途上！
这个奏折，朝廷迅速批准了，并要求户部，重新核定各省进贡的种类、数量的具体数据。
对于这项政策，各省固然同声颂圣，阎敬铭本人也赢得了很好的名声。
有人高兴，就有人不高兴。
被参革的司官、胥吏，无法再借贡品入库之机挑剔中饱的人，以及他们背后的人，都不高兴。
还没完，“三库”之中，最重要的是银库。
阎敬铭发现，管理银库的，司官贪污；库兵偷盗；居中职掌出纳的书办，“重进轻出”，即大称进，小称出，砝码不一，这样，同样的“一两银子”，出库时，就比进库时少了些许分量——这个差额去了哪里，不问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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