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走咱就走，关卓凡前，翁同龢后，打轿往倭府而来。
到了西江米巷倭府，关卓凡下了八抬大轿，抬起头来，见所谓“倭府”，不过一个一进的小小四合院，门漆黯淡，墙上泥灰剥落，砖头都露了出来。
关卓凡大出意料，心中不由叹息：这个倭艮峰，虽然卫道守旧，却真正是一清如水！
倭府仆人见居然是关贝子亲自登门，吓一大跳，赶忙进去通报。
关卓凡对翁同龢笑道：“叔平，咱们自个进去，不然倭艮峰老天拔地的，还得出来迎咱们。”
说罢抬脚进了倭府，翁同龢只好跟着进来。
关卓凡说的没错，刚进院门，便见须发皓然的倭仁，从正房内掀帘出来，踩着碎步，气喘吁吁地奔下台阶。
关卓凡赶紧走快几步，在倭仁撩袍准备下跪的时候拦住了他，说道：“艮老，你是老前辈，我还年轻，这个礼可当不起！”
但倭仁那肯“废礼”？到底扎扎实实地请了安。关卓凡竟不受他全礼，长揖到地，还了半礼。然后搀着倭仁的手，一起走进了正房。
老倭仁如芒在背，浑身的不自在。
宾主坐定，关卓凡见四壁萧然，暗暗点头。
略抿了一口茶，关卓凡说道：“我和叔平新领了‘弘德殿行走’的差使，骤膺艰巨，深恐力有不逮；艮老士林宗镜，久任帝师，特来请益。”
如果只有翁同龢一人，倭仁一定长篇大论，而起头的又一定是“辨学术当恪守程朱，以外皆旁蹊小径，不可学也”。这个“旁蹊小径”，自然是陆九渊、王阳明，于是便开讲“朱陆异同”。
接下来，还会诲人不倦，要翁同龢“端庄静一”、“涵养本源”、“察几慎动”、“克己复礼”，等等。
可关卓凡在座，倭仁能说什么呢？难道说，这个“兵事、洋务”，泯灭华夷，教坏皇帝？
倭仁只会发“议论”，其实并不善“言辞”。现在被关卓凡堵在家里，情形仿佛同文馆一役，被恭王“请君入瓮”一般——他还不晓得，恭王的“请您来做”，其始作俑者，就是面前这位关贝子。
憋了半响，老脸都快憋红了，方才讷讷地说了几句，言不由衷，自个也不晓得自个说了些啥。
关卓凡倒也不在乎他说了些啥，一律口称“受教”，然后向门外喊了一声“来呀”。
贝子府的听差掀帘而进，手里捧着一个包裹。
解开包裹，里面是一只木匣；打开匣盖，关卓凡小小翼翼地，从里面取出一本纸页泛黄的书籍来。
倭仁老眼虽花，却也心中一跳：像是宋版书！
关卓凡将书放在倭仁面前，封面上大大的三个字：近思录。
倭仁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
关卓凡微笑道：“前几日，得了一本宋版的《近思录》。我想，艮老儒林领袖，理学宗师，这本书，只有在艮老这里，才算得其所哉。”
如果关卓凡拿出的是银票，莫说你个贝子，就是亲王，倭仁也会当场峻拒。
可是，这是《近思录》，是宋版的《近思录》。
《近思录》为朱熹和吕祖谦合著，辑录所谓“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的学问精义，其编排依朱、吕的理学思想体系，算是尽括了源于周敦颐的程朱一脉的理学学术主体。
程朱为倭仁所宗，宋版《近思录》，开卷即闻先贤呼吸，老先生怎么能够不激动？
倭仁张了张嘴，到底没有说出“不要”的话来。
关卓凡又随便聊了几句，便说“天色已晚，不便再扰”，于是和翁同龢起身告辞。
倭仁送出大门，看着二人上轿而去。
良久，长叹一声。
言路上对小皇帝功课“改良”的“反应”，如期发生了。
只是，雷声小，雨点更小。
上折子的不止一个，但大多吞吞吐吐，遮遮掩掩；明确表示反对的，只有一个叫孙东谋的，詹事府的右庶子，正五品。
略出关卓凡的意料，此君首先反对的不是“洋务”，而是“兵事”。
孙东谋引经据典，先说，“《六韬》有云，‘圣人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又说，“《老子》三一章，‘夫佳兵者，不详之器，物之恶也’”；接着再说，“本朝王念孙考，‘佳’字实为古‘唯’字，则‘唯兵不详’，古圣明训。”
然后来了一段很搞的，“亚圣曰，‘君子远庖厨’，不忍见禽兽之将死也，况乎人为万物灵长，涂炭僵仆，肢体分裂，能不衷怀恻然？”
反正就是说，“兵事”这个东西如此邪恶，皇帝怎么可以碰呢？
终于讲到了“洋务”。
孙东谋并没有直接反对“洋务”。形势发展至今，守旧派已经不得不接受这么一个现实：笼统地反对“洋务”，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这种折子注定“淹”了；他们的对策，是摆出“就事论事”的姿态，反对、攻击具体的政策。
孙东谋说，“洋务”这个东西，琐碎繁细，自有相关的臣子办理，“何劳厪虑”？圣天子应该垂拱而治，这样自然君臣相安，天下天平。
关卓凡叹息：我真是高估了你们的战斗力。
一般情况下，这种折子，应该“交议”。一旦发了下来，其他的旧派人物就可以这个折子为根据，生发意见，形成声势。
孙东谋算是一个“开路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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