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事”也好，“洋务”也罢，其实都是个大筐，但凡关卓凡觉得有用的，都可以往里边装。
“兵事”和“史实”是分不开的，中外的史实，都可以信手拈来——俺是学什么专业的呀？
“洋务”，举凡近现代西方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都可以算作“洋务”。
还有，俺虽然是文科生，但复习复习，小学初中的数理化——也可以算“洋务”，大概还捡得起来，拿来唬一个十岁不到的孩子足够用了。
从二十一世纪穿越而来，拥有现代教育制度对古代教育制度的巨大优势，关卓凡对实现这个目标有足够的把握和信心。
以有阴谋嫌疑的手段加于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身上，会有内疚吗？
不会，至少，小皇帝会有一个更加快乐和健康的童年。
以后的事情，历史大潮，浩浩汤汤，我们都只是其中的一朵浪花。
关卓凡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以为小皇帝增加“兵事、洋务”功课为契机，打压守旧势力，加速推进新政。
关卓凡估计，“兵事”争议不会太大，就算达不成统一意见，也可以“置而不议”，即你牢骚你的，我干我的。
“洋务”可就不会这么简单了。
连办个“同文馆”，还吵得沸反盈天；皇帝学“洋务”，那班守旧卫道之士，还不得如丧考妣？
关卓凡真的很好奇，甚至有一点“期待”——想看看这班冬烘先生，到底能有什么反应？
如果这一关能过去，那么连皇帝都学“洋务”，还有谁不能学、不该学的？
这是最好的“标杆”。
之后，“新政”就可以大踏步地向前进了。
这是关卓凡和守旧势力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这一关，一定要过。
为此，关卓凡甚至不惜斥诸最极端的手段。
不过，他判断，应该用不着动刀动枪的。
关卓凡认为，清末改革，最大的障碍，还是士绅阶层对土地、农民的掌控；观念上的守旧，如果上位者有足够的决心，根本没有看上去那么可怕。
而真正动士绅阶层的奶酪，即大规模剥夺他们对土地的支配权——不论用什么手段，和平的也好，暴力的也罢——还早着。
没有真正的强大实力包括武力做后盾，“言路”就是只纸老虎。
何况，“言路”本身，也有支持新政的声音，其实还不少。只是这些声音听起来，自然没有守旧派哭爹喊娘“嚎丧”那般响亮，所以，上位者难免有敌人无比强大、我方势单力薄的错觉。
还有，关卓凡对清末士林的“风骨”，并没看得太重。
中国士人对君主的“犯言直谏”，到了清末，基本沦为做秀。“清流们”倚仗的不过是君主的宽容，如果君主真的瞪起眼睛，身上的骨头还没软的，剩不了几个。
应该说，两百年下来，满洲贵族对于汉族士人的打压和奴化是成功的。
前明天启之前文官集团和君主的那种激烈对抗，根本不可能现于清朝。
作为后人，看汉族士大夫对满州贵族俯首帖耳，自然悲愤；可关卓凡现在是“时人”，士林的软弱，现实中却可能减少中国改革的阻力。
历史的吊诡，令人感慨。
台面上，建言增加小皇帝“兵事、洋务”功课的，是宗室的核心成员；举荐的师傅，是政府的首脑，“洋务”的主持者，不久前立下了不世的功勋。
而且，正手握重兵。
最高权力的取态是很清晰的。
除了以上泰山压顶般的威慑，守旧派还有个倒霉的地方是，这个事情上，他们的领袖倭仁没法子讲话。
因为都是“弘德殿行走”，怎么好攻讦自己还没上任的同事？反对非自己教授的功课？那不是摆明了说我“嫉妒”吗？
所以，得避嫌。
军机下值，一班军机大臣轿马纷纷，络绎往后海的恭亲王府而来。
关卓凡是今天的主客，恭王把文、宝、曹、许四个全部拉上作陪。
到了恭王府，换上便服，其他几位大军机在乐道堂的书房里喝茶聊天，恭王亲自陪着关卓凡，往后院来见“六嫂”。
恭亲王的福晋，端庄秀丽，气度雍容，一看就是“大家子”出身的贵妇人。
事实也正是如此。恭王福晋的祖父玉德做过闽浙总督，父亲桂良更是巡抚、总督、尚书、大学士一路做将上来。督抚在地方上都是“诸侯”，建牙开府，仪制尊贵，八面威风，同级别的京官万万比不得。恭王福晋从小在这种环境中长大，是地道的“大家闺秀”。
关卓凡乃以满洲人见兄嫂的礼节给恭王福晋行礼。
恭王福晋对关卓凡的态度，既亲热，又得体，很像个“大嫂”的样子。
她说道：“逸轩，咱们一家子人，又是亲上加亲的，以后可要多来多往。你回去跟白氏、明氏两个说，要她们常来我府里坐坐，别总是往七爷府里去——怎么，六哥六嫂这儿，是茶不好喝，还是饭菜不香？”
说罢抿着嘴笑。
“亲上加亲”四字，并不算是虚亲热，恭王福晋也姓瓜尔佳氏。
所以，这也是一位“嫂姐”。
回书房的路上，恭王对关卓凡说道：“今儿你侄女不在府里，见不到。不过，不见也罢，见到了，你反倒要给她行礼，嘿！”
恭王是抱怨的语气，关卓凡不由略觉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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