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了？”赵景贤一时愕然。安庆军械所依靠自己的力量，造出火轮，连朝廷都曾下旨嘉奖，何以轩帅说这条路错了？
赵景贤这副错愕的神情，关卓凡看在眼里了，但这不是几句话能说得清楚的事情，因此一时倒不知该如何开口解释。
清廷的洋务运动最终不能成功，原因有很多，后世对这方面的分析品评，亦不计其数。不过在关卓凡来说，这不是做论文的时候，他只能于琐碎繁杂的线索之中，抓住最要害的来做文章。
这个时代，不论是朝廷，还是具体经办的官员，对于洋务这种事，始终是抱着羞羞答答，欲拒还迎的心态，一方面觉得洋人的东西好，该学，另一方面却又要对洋人“严防死守”，不能让洋人占去了便宜，更不能让洋人坏了“大清的门风”！这样的心态，即使像恭王、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相对开明的人，亦未能免俗。
说白了，设若此时洋务运动忽然成功，官军居然把洋鬼子的军队都赶下了海，那么随之而来的，决不会是更多的开放与交流，而多半是——太好了，总算把洋人都打跑了，赶紧关门！
另一种更深刻的心态，则是从上到下，从慈禧到一名平头百姓都具有的，那就是异常盼望“你们能做到的，我们也能”，而且最好是“不用你们，我们也照样能”。这个心态，不能说错，往大里说，这可以算是国家自豪感，民族自尊心，但是在这样的时候，如果拿这一条来作为行动的目标，甚至是作为行动的指导，那做出来的事情，多半就要出偏差。
偏差的地方，一个是时间，一个是钱。
即以安庆军械所自行制造的这条火轮而论，虽说借鉴了洋船，但整个制造过程不用洋人，连设计图都是徐寿自己画的，确实了不起，放在后世，是可以为这个里程碑似的成就欢呼喝彩的。
可那是为历史成就而喝彩，如果放在当前，就不是一回事了。
按关卓凡的想法，这个时代的中国与列强之间的差距，不多说，算三十年好了。要赶上这个差距，走寻常路是不行的——你在走，人家也在走，而且走得比你更快。等你按部就班地把别人走过的路重新走了一遍，然后高声欢呼，说“我也做到了”，结果抬头一看，新的差距已经拉大到了五十年。
这就是时间上的偏差——安庆军械所埋头苦干，不靠洋鬼子，固然也造出了一条二十五吨的汽轮，但这段时间内，洋鬼子们却已经造出了排水量百倍于此的舰船。
若是承平时候，也就罢了，或许可以循序渐进，慢慢来。然而现在这个时候，且不说西方的列强环伺，单说北方的恶邻，就已经虎视眈眈，东面的岛国亦离崛起不远，哪有时间给你慢慢地折腾？
没有时间了，真的没有时间了，狼已经来了，你还在画刀的图样么？
只能抄近路，走捷径，除此别无他法。
另一个偏差，是钱。
万事都有成本，一万两银子花在这里，就不能同时花在那里。此时的朝廷，财政疲弱，勉力凑起一些钱来办洋务，若是再投错了地方，则损失的又不仅仅是金钱这么简单。
不管是现在的安庆军械所，还是未来洋务派所兴建的一切企业，做出来的东西，从来都没有逃脱过四个字的考语——质次价高。
从现在直到数十年后，无一例外。
也就是说，十两银子可以买到的洋枪，自己做的话，单是成本就要二十两；十万两银子可以买到的洋舰，自己做的话，单是成本就要二十万两。
更不要说做出来的枪炮打不准，做出来的舰船跑不快这些事情了。自己国家生产出来的枪炮，不止一次被自己的军队拒绝列装，像李鸿章，就曾一次性退回了五千支仿制的林明敦式后膛来复枪，而不得不继续寻购质优价廉的洋枪。
本来是想“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结果于“御侮”一项上毫无佐助，变作只剩下示威的效用——这些枪炮，用之于内，对付菜刀棍棒当然可以，一旦面对西洋军队，就不免原形毕露。
本来钱就不多，结果耗在这些虚好看的事情上，弄得更加左支右绌，这不是拿一顶“民族工业”的大帽子就可以遮盖得住的。
每思至此，关卓凡不能没有感慨，民族工业可以办，但绝不能这样办。
这不是菲薄古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身负大才的人，虽然已经尽了力，但既囿于见识，又羁縻于这个腐败体制的限制，实在也难以做得更好了。
这条路子，真的错了。
不过在关卓凡来说，这样的想法，难与人言，否则多半要被说成——“看人挑担不吃力，你来试试？”
那……我来试试。
关卓凡心想，一百多年后的那一场变革，果然值得好好琢磨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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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徐建寅、华蘅芳三个，对广方言馆的事务极是上心，在接风宴上，便有不少新鲜的想法提出来。到了第四天，不惟馆址已经选好，而且跟刘郇膏和利宾，已经把初步的章程拿出来了。
“利先生实在是帮了大忙！”以三品按察使衔任广方言馆总裁的曾纪泽，高兴地将章程初稿呈给关卓凡，“特别是教习这一块，全靠他的奔走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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