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水中如履平地，当年从海上由南方入中土，首先抵达的就是梁国，也曾与梁主生出过许多不愉快，最后因理念不合，前往了洛阳。
在“简纯”二字上，梁帝萧衍实在算不得什么虔诚的信徒，也许他相信佛祖有神通、也尊崇佛、法、僧三宝，但他对于佛门的态度，和那些先许愿灵验后才会信仰的愚人没有什么区别。
本质上，都是“有用”、“有所求”才会信罢了，和追求自身的醒悟与超脱完全无关。
即便他在预感到南方佛门要出事的那一刻就毫不耽搁的立刻南下，但有些事情还是已经发生了：
作为南方佛门之首的同泰寺，寺中的主持方丈、七大堂的管事全部突然“圆寂”，整个同泰寺群僧无主，混乱一片，完全不知何去何从；
梁帝下了旨，令全国僧人食素，不允许再供奉任何肉食，也不允许个人拥有僧田，如果寺院要购买僧田，需要在官府报备、一样的缴纳赋税。
后面的旨意，在佛门之中几乎是震天动地的。
佛门之中并没有不许吃肉的戒律，只有不能杀生的戒条。
佛陀在世是托钵，佛家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托钵时人家给什么吃什么，这是方便、慈悲。如果你素食，去托钵还要让人一定给你做素食供养你，这不是找人麻烦吗？所以只要“不见、不闻、不疑”就是净肉，可以入口。
以往达官贵族供奉寺院的物资中，除了金银香油鲜花等物，往往也有处理好了看不出是什么品种的肉类，越是富裕的寺庙，得到的肉食也越多。
所以民间并不以出家为苦，除了要做早晚课、学习佛法以外，反倒是做百姓时更清贫辛苦，日夜劳作不说，常常一年到头都吃不到肉。
除此之外，便是僧田。
梁帝供养佛门十分虔诚，经常赐下田地给各地的寺庙作为“供奉”。这些田地出产的粮食不需要交税，也不需要在有关部门登记，是比士族庄园还要“私有”的私产，为僧田耕种的“信徒”也不需要交税，甚至还可以抵消一部分徭役。
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家出家时往往将家中所有的田地“捐献”给寺庙，而后再为寺庙耕种，和寺庙分成田地中的出产。
由于不用交税，寺庙只是借个名义，往往可以躲避大量的赋税。
除此之外，僧人在土地买卖中用“捐献”代替“交易”私下签订契约的事情也屡屡发生，一些大的寺庙甚至坐拥良田千顷，雇佣上千“信徒”为其耕种。
南方还不似北方，北方常年征战，真打起仗来没有了军粮，再怎么尊重佛门也免不得去打打秋风搜刮一番，南方佛门是真正没有经历过多少动荡的，萧衍统治了梁国二十多年，这些佛门就也经营了二十多年，比起还要在山上自己种菜养药的道门，佛门可谓富庶的流油。
这也是当年达摩不愿意留在南朝的原因。
南朝的僧人都不像修行自我的出家人，反倒像是某种职业，达摩出身富贵却放弃了富贵的生活，自然是更有追求的，看不上这些已入“歧途”的可怜人。
再一次踏上南朝的土地，面对这个国家最高统治者对佛门的改革，达摩说不上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是考虑到心头预感的“劫难”，他决定还是去见梁主萧衍一面。
此时的建康已经不是当年的建康，达摩一身胡僧打扮，拿的又是魏国的度牒，一进城就遭到了多方的盘查，很多听闻过达摩名声的信徒明明对他很感兴趣，却完全不敢接触他，甚至不愿和他眼神接触，仿佛碰到就会出事一般。
等他到了同泰寺，按照挂单僧人的要求请求“挂单”并求见梁帝时，已经被太子萧统之子惊吓到成了惊弓之鸟的同泰寺僧人甚至不敢开门。
密西陀便是胡僧，还是当年和达摩同时进入的梁国。
密西陀出于一己私欲差点毁了整个同泰寺，现在达摩去而复返，也是胡僧身份，谁知道他来做什么？
要不是达摩出于无奈告知自己带了萧综的信件南下，恐怕都见不到萧衍一面，前后差距可想而知。
萧衍听说达摩去而复返、想要求见他时，原以为他是听说同泰寺出了事，来谋主持之位的。
直到听闻他带着儿子萧综的信件，才喜出望外的请他入台城。
见到达摩后，他刻意忽略他胡僧的身份，仔细地询问了萧综在魏国的境况，得知儿子在魏国动乱后的这一年里都住在洛阳的永宁寺，借僧人的身份保全自身，没有吃什么苦后，总算是松了口气。
达摩和萧综接触也不久，并不知道他入寺之前的事情。而萧综对达摩也有提防，很多事情并没有和僧人们说明白，但达摩何等聪慧，自然能看得出萧综一直在暗地里谋划着北方的大事。
他有意交好梁主、为佛门谋求生路，所以便直接将萧综报平安的家书交给了萧衍，至于另一封提防马文才的信，由于还没接到魏国那边的消息，达摩并没有拿出来。
萧综离国几年，两边消息断绝，自然有许多话想要和父亲讲，那一封信厚重无比，足足有几十页。
达摩是从水路过来，整个信函用厚厚的牛皮纸包裹、又在外封了防水的桐油，打开时颇费了一番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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