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货要是在丁毅面前说这番话，我敢肯定，立马被丁毅一刀把头给砍了，能动刀的事，丁毅绝不比比。
刘宗周这个人本质并不坏，为官清正，很有节气，明朝亡国后，清朝来招降，他自己绝食而死，为大明尽忠。
但他和这个时代的大部份读书人有点像，就是读书读傻了。
大明朝都快被建奴打成狗屎一样，被杀死的军民数以百万计，还坚持治心之说，要以仁心感化别人。
用丁毅话说，对付野蛮人只有更野蛮，能动刀的事，千万不要多比比。
于是，崇祯十五年，最后一次打造火炮，增强火器营，为大明续命的机会，就这在刘宗周的强力反对下，流产了。
要说这崇祯这也是个奇葩，他杀败兵之将，杀袁崇祯，祖宽等统兵大将时，完全不听劝，说杀就杀。
但是几次练新兵，打造火器等事情，包括几次议和的事，一有人反对他就算了。
很快进入崇祯十六（1643）年年初，给事中李永茂、郧阳府监纪推官朱翊辨等明朝官员惊呼：
“贼以禁杀课耕，张官设吏，簧惑民心，立定根脚。”
“贼又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牲，务农桑，为久远之计。”
“民皆附贼而不附兵，贼有食而兵无食。”
大明朝已经发现李自成在建立根据地，不但设官，还给牛百姓，劝农桑，畜禽牧，完全和政府一模一样。
加上当地老百姓都附贼，却不附兵，贼有食，而兵无食。
这等于是李自成从造反，进化成争霸天下。
崇祯帝感觉到深深的恐惧和愤怒。
他连忙省起孙传庭，这个开口以五千精兵就能横扫天下的能臣呢？
不问不知道，一问之下崇祯更生气了。
原来孙传庭在陕西的屯田工作并没有多大成效。
孙传庭在永城县、商丘县等囤田时，还算不错，但一旦往全陕西推广，就行不通了。
他在永城县和商丘县先后干过，而且政绩很突出。
他是怎么干的?
断案不畏权贵，豁免苛捐杂税，均平朝廷加派；主持祭祀，修筑水利工程；训练乡勇，整备防务；救济本县灾民。
作为一个明朝地方官，孙传庭基本上做到了最好，他和明末其他有作为的官员一样，发现了根本性的问题：
天灾是导致老百姓活不了的重要因素，可光是天灾，还不至于遍地都有老百姓造反，真正的问题在于官府不仅没有救济，还加强盘剥。
所以孙传庭给出的应对方案就是：把朝廷的加派均摊到富户头上，既减轻百姓压力，又让官府用度充足，有能力安置灾民，就能从根本上避免农民起义的发生。
在一个县的范围内，碰上这么一个有能力的人，这种做法还是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的。
但其中的关键是什么，孙传庭可能自己都没搞清楚。
他在永城县时，当地最大的豪绅丁氏家族的丁启睿是孙传庭的同年，他在商丘县时，商丘最大的豪绅侯氏家族的侯方域也和孙传庭关系不错，正因为有这两家人支持，孙传庭的做法并没有出什么乱子。
等到了现在，他想在全陕西这么搞，那有这么多同年，和好兄弟支持你？
李自成有一支自己一手拉出来的队伍，所以他的政策能执行得下去，丁毅也有自己的兵马和大刀，所以他的政策也在各地能执行下去。
你孙传庭敢像丁毅那样，强闯代王府吗？敢和李自成一样，直接拿刀上门吗？
此时闯军派到各地的县令、掌旅在清丈田亩、均平赋税的时候，可以不给任何人面子，谁不服就砍谁。
有本事你找我们李大元帅告我呀。
丁毅在大同囤田，量地，收矿山时，谁敢阻止，也直接拿刀砍。
孙传庭却不能这么干，他出身卫所，身属缙绅，除非他扯旗造反，否则就得在这个圈子里混。
如果他真的能像丁毅那样用军权压倒绅权，直接掀桌杀人，那么他或许真的有能力解决陕西的土地问题，有能力通过屯田练出一支强军。
但孙传庭不可能这么干，他自己就是缙绅，怎么可能砍自己。
所以孙传庭在陕西清丈土地，调查侵吞卫所公地的行为，严重损害了陕西缙绅豪强的利益。
他的行为激起全省官愤，陕西的官员缙绅纷纷上书给孙传庭穿小鞋。
“士大夫厌苦传庭所为，用法严，不乐其在秦。相与哗于朝曰：‘秦督玩寇矣。’又相与危语恫胁之曰：‘秦督不出关，收者至矣。’”
在这样的巨大压力下，孙传庭的性情愈发暴躁。
“督工苛急，夜以继日，秦民不能堪。”
（打倒马逆）对待麾下的军官，他也越来越严苛，“军法威严，绳下过刻”。
崇祯本来就不信任孙传庭，因为实在没人用，才不得已启用他，现在见孙传庭这么长时间（其实才一年）都没有成效，大家又都说孙传庭养寇自重，于是在崇祯心里，孙传庭就是养寇自重。
给孙传庭筹款的自主权、允许孙传庭斩杀总兵一级大将，这样的事情本来就让崇祯满怀不安，如果孙传庭在陕西屯田数年，手上有钱有兵，大明的秦军恐怕就会变成孙家军，到那时，不就是另一个丁毅出来了？
其实崇祯也是想多了，他根本没给孙传庭什么钱，而孙传庭不搞追赃助饷，不学丁毅大规模没收明朝权贵的财产，就去搞屯田，既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又有大批豪强掣肘，怎么可能搞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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