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如果认真的分析，这些都是好消息，证明自庆历战争的磨砺，宋夏军队战斗力快颠倒过来。若正面发生冲突，在相等条件下，宋朝已经远胜于西夏。甚至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也能多次完成以少胜多的奇迹。
但只是如果。
士大夫看问题听问题往往是用一只眼睛看的，用一只耳朵听的。
郑朗反复灌输，说中庸、三分，中。夫子说以直报怨，非是以德报怨。别扯什么以德报怨，就是作为金字塔最高一层，也是道德君子最高一层的士大夫们，有几个人能做到以德报怨？所以国家以德化治民为主，还需辅助刑律。以礼治国家，还需仪来做帮手。以仁为主宣扬德化，还需义来节之。以恩来对外蕃对百姓，还需威来警戒。恩威并用才是王道。
越怕死，越有人欺负你，越怕事，事情往往越找到你头上。
想要和平，就必须适度的时候出手，外蕃震赅，反而不会轻视，边境和平，万国来朝。宋朝花钱买安，永远是买不来汉唐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不要说西夏，就是交趾仅偶尔来朝，还是打服后来讨要好处的。若不讨要好处他们也不会来。再看大理来了几回？吐蕃来了几回？
在郑朗反复讲解下，如今说以和为贵的士大夫很少了。
但是贪生怕死，苟且偷安在内敛的政策下，已经深入到他们骨脾。
不会说俺是苟且偷安，而说国家。国家那么多弊端，今年大约财政能持平，甚至节余，但不裁兵，一裁兵依然是一个大黑洞。若这时候再来一场庆历那样旷日持久的大战，国家如何了得？
韩琦到这时候，才明白郑朗为什么大败交趾后，就象逃一样匆匆忙忙逃到潭州。
听到文彦博的奏折，以及许多官员的弹劾声，韩琦有些心灰意冷。他上了一份辞呈。
但很有意思的一幕，未递向西府，反而递向东府。
郑行知，不管以前如何，我现在陕西做得对不对？其实我做了什么，也不过就是筑了一个小堡，何必？为什么你不说句公道话？
郑朗看着奏折，哑然一笑。
人的心路是磨出来的，韩琦王八之气是常期政治斗争培养出来的，此时在军事上依然很有远见。若不改变，连这方面也完全沉沦，最后临终前搞了一个契丹七条，恶心王安石。
带着这篇奏折，来到都堂，向大家传阅。
同时说道：“甘谷城与韩琦并没有多大关系，早在韩琦去陕西前，秦州知州马仲甫因见西夏人屡次越境前来秦州抢掠，故上奏请修甘谷城。韩琦西上后，又经过实地考察，认为可以，这才上书朝廷，非乃越职言事。我不仅同意韩琦修甘谷城，还同意韩琦于另外一个扼要所在，再筑一堡（哪里，郑朗怕西夏得知情报，未提）。当时诸位也有臣工在列。为何？不能让西夏再将势力往现蔓延。再说疆界，就算我朝内敛，不侵夏境，真宗时仅默视西夏侵占灵州天都山，自萧关、天都山往南，皆非是西夏国界。就算庆历议和，西夏仅是南达北会州兰州西侧，以阿干城为界。南会州以及东兰州、秦州以西大片土地虽是蕃人领土，实际皆是我朝羁糜所在。也没有与西夏议和，将这些疆界划给西夏，大义上仍是我朝羁縻地。在我朝羁縻地上修一两个小堡有何不可？”
顿了顿又说道：“这是国家出现亏空，所以我才不为，否则我会以岁赐为胁，逼迫西夏退到阿干城以北去。暂时默视，但不能坐视他们继续往南发展，否则如韩琦书奏里所写的那样，后果不堪设想。至于韩琦本身，功过也就莫要再提了，无论怎么说，两朝顾命之功，国家安稳过渡，多少也有功劳的。出问题不怕，就怕的是我们不去想办法。让狼叼去一只羊，还有几百只羊在，得立即补牢。况且再议论下去，对先帝名声也是不美。”
赵顼喃喃道：“包容啊。”
政治斗争有多残酷，他是懂的，父亲临终前，韩琦与欧阳修的急吼吼做派，他也是看到的。
韩琦、欧阳修与郑朗之间的矛盾，大家也是知道的。
然而在一片倒韩舆论声中，郑朗却坦然将责任接了下来，何其不易。
暂时使士大夫议论声平息下去。
然没有用。
因此为一件事，地震！
七月，京师地震。几天后再震，不但再震，这天天气很古怪，房子在摇晃，老百姓一起跑到街上，但外面一把狂风暴雨，站都没有地方站，只好提心吊胆地再次躲回房屋。傍晚，暴雨停了，月亮出来，百姓们才松了一口气。至少能在大街上站一站，此时呆在房屋里十分地不安全。天气正热，于是百姓一个个将竹床抬出来，就在外面睡觉。包括御街，人命关天，不顾什么规矩了，御街的中间也睡满出来避灾的百姓。
雨过天晴，月亮喜人，不过大家皆没有心思，一起看着地面，轻微的地震还好一点儿，若再大一点，有可能将房屋就震倒了。有的百姓勤快又胆小，将家中的财物又一起搬到街上。京城乱成一团。忽然间，天色暗了下去。月亮被天狗吞了，月食！
复震、苦风凄雨、月食，三件事拧在一起。
第二天不地震了，百姓一起回家，只是在街上丢下一堆又一堆的拉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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