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朗想的是好，人心没有满足的时候，所以在先实施之前设一个浮动，实施时豪强不满，争，吵，没有关系，可以在这个浮动标准里退让一步，就象买东西，开价还价，还了一点价下来，顾客心里面便有了满足感。若是一分钱不肯退让，除非品牌才有这个资格，但相对于这些豪强，朝廷未必是让他们完全退让的大品牌。
连心理学都用上。
似乎效果也不错，陆续的实施，吵了一段时间，并且这几年差役很辛苦，各州县渐渐安静。
几个提议的大臣心中皆松了一口气，也怕。
但是危机也就在几个月后产生。
郑朗仍然疏忽一个问题，王安石实施免役法时也在实施另一条变法，方田均税法。
真宗时朝廷最高统计上来的耕地面积达到五百多万顷，赵祯朝时最低萎缩成二百三十万顷。这三亿亩耕地到哪里去了？不是荒芜的，相反，最少增加了五千万顷新的耕地。之所以减少，全部隐占，之所以隐占，是为了逃避税务。
这个现象很不好，宋朝税务转移，最高时税务达到一亿六千万贯，而两税不到五千万贯，也就是两税在税务比例里只占了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左右，而不象其他朝代，几占百分之九十。
但也是朝廷税务的重点所在，这些税不敢少，只能往不敢瞒田的中小农民身体摊派，所以逼得王安石实施了方田均税法。现在户部没有统计，郑朗估计了一下，朝廷实田最少有六百多万顷，报上来的顶多一半。
没有敢动它。
现在郑朗岁数太小，两党交战，不是改革的时候。
就是如何改，郑朗也没有想出办法。
可正是因为此点，影响了免役法。
这次改良免役法实质很温和的，最大限度照顾了豪强的利益，包括税务按照各个等份逐步减半，而且新法简便，朝廷只要根据以前的税赋情况将州府以及等份与标准划分下来，然后交给州县去处理，活动空间大，自由度强，令法也变得简单并且不呆板。又拉拢了韩范二人，这二人是君子党的首领，连吕夷简都退避百舍，有他们呼应，在这时候君子党也是最势大的时候，支持的人多。
可以说对时机与政局抓得极到好处。
然而依出现麻烦。
麻烦便是在计算财产上，除去耕地的牲畜不计算，房舍、田地、作坊以至船舶、车辆等等，全部要计算的。其中耕地财产在明处，成为是大头，因此一部分豪强进一步大肆隐田。
虽纳的免役钱很少，越有钱纳的钱看似多，实际比例很少，到了十万贯以上的大豪富仅税统计出来的财产百分之零点二三，差不多仅接近城郭税。但豪强们依然不满足，正好隐田，不仅逃避免役税，还可以逃避两税。于是隐田风头更烈。
可是一州府所征的免役钱总量是不变的，即便浮动也不会很大，于是再次将免役钱摊派到三四等户上，甚至五等户也遭到波及。也就是发展下去，免役法与它初的目标相背不提，还影响了国家的两税。
“难道他们不能满足吗？”范仲淹气愤地说。
征税很重，逃税还有一个理，其实征税很轻的，而且免役法的实行，富户是最大的受益者。
“希文兄，人心哪。”
“人心？”
“这段时间我才进京不久，要了解朝廷情况，抽不出多少空来。准备过段时间我再著仁义，说的便是仁与义，利他与利己，人性的善与恶。扬善去恶，利他者，乃是社会群体的需要，但作为本体，人心多是为己的，沾到自己的利益，很难顾暇其他人的利益，包括国家的利益。所以君才成为珍稀人物，天下君子的楷模。”
范仲淹没有心思与他开玩笑，这个不好的势头若扩大，后果很糟糕，问：“行知，可有良策？”
有啊，方田均税，清量实际田亩，还有极少数豪强有平安监与蔗糖作坊的契股，可以用来惩罚，然而……然而……
这不是演义，一旦兴起，纷争想以想像。
摇头道：“我也想了很久，也没有想出好主意，所以今天过来与你协商，看看有何良策？”
办法范仲淹迅速想到一个，清量田亩，可他不是小青年，也立即想到后果，两眼茫茫，不知道怎么办。
“要么再与彦国、稚圭他们进行商议？”郑朗迟疑地说。
免役法只是第一步，马上接下来他还有一个更大的举动，吕夷简好心，劝郑朗多做一些事，但不要兴变革，也不要掺杂到两党相争中，现在他还年轻，要积累一些人气与经验，过了几年，从契丹回来，人到三十，有资历，有权威，有年龄，再加上皇帝的宠信，做首相不是一个梦想，那时才是做事的时候。
并且吕夷简也敏锐地察觉到这几年会乱，政局结果很难说清楚，只有几年后政局才能明朗化。
但中间有一个时机的问题，因势利导同样很重要。
西北战争带来的繁重劳役便是免役法实施的时机，而王伦与张海的起义，便是第二个时机。过了这一村便没这个店。大家好了伤疤忘记了痛，谁来支持这个变法。况且君子党主政，他们步子喜欢迈得大，到了“小人党”执政时，政策会变得很保守。
这便是第二个时机，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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