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郑朗的话没有作用。
你让我站我就站，你让我走就走啊，说好听的我这叫不着相，不好听的叫你调不动我。义海准备起身离开，重显依然坐着不动，说道：“郑施主，我在明州动身之时，找到你撰写的那本中庸，特地看了一遍。”
“那是儒家的书。”
“你现在不同样在看佛家的经义律论？”
“不得己看之。”
“贫僧也是不得己看之。”
郑朗不由笑了起来，道：“好，我听你说一说。”
居然给了他一次机会。
“我在你书中看到了八个字，事可适止，矫枉过正。”
说得不大对，郑朗中庸主要写的是根据不同情况变化与时俱进的进行调节，但重显这样说也无不可。这个八字换成一个，叫变。无论做任何事，都有一个度，比如宋朝对武将的控制，叫失了度，毕竟是冷兵器时代，将他们权利剥削得一干二净，武将如何发挥作用？这就注定了军事的软弱。
郑朗道：“大和尚，你也算说得有理，如果我不知道度，那么这纸上写的不是傅奕十一条，而是联道会昌灭佛！！”
六字吐出，几个和尚脸上再次变色。
这更是佛教史上的巨痛。
武则天将佛教抬起来，不是佛教给了武则天兵将钱帛支持，而是舆论的支持，替武则天鼓吹她为帝的合法性。然后佛教一法不可收拾，危害严重。实际宋朝佛教危害也严重，出家的僧尼、侵占的田地、逃匿的户数、减免的税赋，比唐朝佛教鼎盛之时不少半分，不过宋朝庞大的经济与人口总量，使宋朝的佛教危害变得看似的不那么严重。
再者，宋朝更严重的是冗兵冗官冗政，这三者之危害那一样都比僧尼带来的危害大上几十倍，所以在研究宋史中，许多历史专家忽略了这个重要的问题。
这个大烂疮放在宋朝身上不算什么，但放在唐朝可怜巴巴的经济上，危害立现。因此李峤、狄仁杰、辛替否、姚崇、李叔明、韩愈都曾上书反佛。一直未果，直到唐武宗，为佛教所侵，不得不下诏说，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出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于此，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女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官舍，晋宋梁齐，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致也。
一诏下完后，开始灭佛。
实际这段历史不是诏书所写的那么光明正大，主要是唐武帝李炎偏爱道教，赵归真荐引道士邓元起、刘玄靖等，共同在唐武帝面前攻击佛教，才引起这起灭佛事件。
但不能说这道诏书没有作用。
不一定象诏书里所写的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女不蚕，有受其寒者，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士农工商，宗教的良性作用便是感化百姓，扬善去恶。可也有一个度，若是四十万人五十万人为僧为尼，以唐朝后期可怜的经济能力，如何承受？即便是感化，也不需要这么多人，在落后的生产力下，必然产生许多深远的影响，减少粮食生产、税务、劳力等等。
发起灭佛事件是因为崇道引起的，可这次灭佛却是良性的，会昌二年，唐武宗令僧尼中犯罪者与违戒者还俗，罚没财产，充入两税。四年，敕令毁拆凡天下房屋不满两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其僧尼全部还俗，也就是拆毁所有中小型寺院，以及一些让朝廷不满的寺院。五年四月，敕祠部检括天下佛寺僧尼。七月下敕两都两街各留寺二所，每寺仅给僧三十人，上都长安左街留慈恩寺、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庄严寺，其节度与观察使以及同华商汝等各州，各留寺二所，分三等，上留二十僧，中十人，下五人，其余僧尼一律还俗。所有非保留寺院，全部拆毁，铜像钟磬销毁铸币，铁像交给本州铸做农器，金银宝石销付度支。八月，宣告天下，拆寺四千六百所，还俗僧尼两十六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招提、兰若拆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
这还是在唐王朝力衰、藩镇割据下取得的战果。不然此次佛教将会遭遇灭顶之灾。就是这样，一直到宋真宗后期，佛教才渐渐恢复到天宝鼎盛的局面。
重显艰难的说道：“郑施主，佛教如那样，道教必然也会产生新的弊端。”
说得很含糊不清，这就象大户人家一样，一朝灭亡了，许多士族大户消失，新王朝进行田产分配，可新王朝确立后，必然又有许多权贵。因此民间多有夫妻二人吵架时，女子抱怨婆家没有好公公，是穷家，正是这种原因。父亲是李刚，自己上位会更容易，比如韩亿的八个儿子，吕夷简的四个儿子。不管什么教，百姓需要宗教信仰，朝廷也需要宗教对政权进行舆论的辅助，不扶立佛教，就要扶立道教。寺院侵田，道观不侵田？
“是有，如果那样，再灭道教，扶持其他的宗教，反正佛教是外来宗教，为什么不能扶持白帽回回（***教）、蓝帽回回（犹太教）、祆教？就是你们佛教当中还有诸宗，区别开来，将数宗定为邪宗，打压大部，扶立小部，也能达到武昌灭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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