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说发钱就发钱，当天晚上的补习会后，就确定了第一批发钱的数量和人，第二天就让黄仁下山取钱，将之发了下去。
需要补充蛋白质的曹宝明得了20块钱，够买十几斤牛肉，或者上百斤的黄豆制品了。
家庭条件不太好的何成得了80块，纯粹用于补贴家用，好说歹说的被杨锐给塞了过去。
最终，一共有12个人拿钱，大约是锐学组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所用的名义全是奖学金。
事实上，这些钱和已经设立的奖学金是重叠的，更像是助学金的性质，属于锐学组的内部福利。
因为人人都能申请，想申请就能有，许多人反而没有去申请。
另外，杨锐给钱也有些太快，以至于不少人还没想好，一期的钱就发光了。其急迫程度被王国华形容为“像是钱烧手似的”。
在杨锐眼里，现在的钱确实挺烧手的。
这可是一个“投机倒把”罪能判死刑，“流氓罪”能判死刑的年代。
在来自2014年的杨锐眼里，“投机倒把罪”是个什么罪，“流氓罪”是个什么罪，根本说不清楚。实际上，最高法都扯不清这个问题。至于地方司法机关，干脆就把它们当作一个垃圾袋，什么需要罗织罪名的往里面放，想判的重一点的往里面放，想判的轻一点的也往里面放。
此时的司法成熟度也根本没有成熟度，青的像是刚破土的小苗似的。无论是公安局、检察院还是法院，你要找一个法律科班出身的干部都难。即使找到了，这些干部也指不定被同化成什么样了。
犯罪没犯罪，犯罪的严重不严重，和这些人纠结法律条文，根本就是对牛弹琴。
偏偏国内刚刚结束动荡，能找到牛就算不错了，想找放牛的，自然是难上加难。
杨锐为了让自己远大前途不至于夭折，干脆用普通人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行为是否越过了法律的界限，同时，他又用个人所知的一切发侦查手段保护自己的行为安全。
这种做法自然效率很低，却是最安全和明智的做法。
毕竟，好不容易重生了一次，要是因为某人仇富之类的事情，就此断送了前途，那就太亏了。
锐学组如今参与油印的学生越来越熟练，试卷的产量和销量都在增加，一个月的利润都达到二千多块了，杨锐别说是把钱揣到自己的口袋了，就是留在锐学组的账目上，那都好像是火炬一般醒目。
万一遇到眼红的家伙，这是相当危险的。
600块钱，差不多是一名普通干部的年薪了。而且，80年代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很高，即食品支出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很高。要到1995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才下降到50%以下。
所以，82年的中国人属于收入低，支出高，而且是必要支出高的类型，此时存款能有600元的，已经属于有钱人了，他们多数是历年积攒而来的。
如果锐学组被人盯上了，那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最起码一点，把请学生油印评价为雇工，那雇工人数是铁定要超过8人的，而在84年以前，雇工超过8人，都会被认定为剥削，所谓“七上八下”是也。
之所以如此，其实已经是解禁以后的结果了。80年的时候，中央75号文件明确规定不许雇工，有人承包鱼塘忙不过来请了五个人，被人民日报因此连续刊文3个月讨论此事，最后，是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的一名经济学家林子力，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里翻出一个算例，推断说“8人以下是请帮手，8人以上是叫雇工，8人以下不算剥削”，这才有了七上八下的定例，也将雇佣了5个人的鱼塘老板从监狱里拉了出来。
此过程，就像是从《论语》里找了一段圣人语录似的，难度可想而知。
这么困难的工作以后，仍然只得到了一个七上八下的结果，可以想象雇工问题是多可怕的红线。
多于8人的雇工，直到84年都是不能触碰的雷区，接着，傻儿瓜子的老板年广久雇佣了12人，被作为雇工的案例，官司一路打到了最高层，也不过得到了一个“放两年再看”的结论。
身处82年，杨锐不觉得自己能有这么好的运气，也不认为自己能得到高层青睐。
既如此，他是一点都不敢从锐学组获利的，更是一毛钱都不想留。
此外，为了避免闲话，所有拿到钱的锐学组组员也都是秘而不宣的。在杨锐的策划中，锐学组应当是一个低调的秘密组织，这也算是他们创始之初的第一轮秘密了。
锐学组成员自然是兴高采烈的，无论是拿到了钱的，还是没有拿到钱的。
不止一个人能够看出锐学组持续的好处。这个年代，同学资源原本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资源，是横向人脉的极强扩展。在大多数人都选择本乡本土找工作的年代里，同学往往能够延续很长的时间。
如果大家都能考入大学，或者多人考入大学，那锐学组的存在就更有意义了。
充满了前途和希望的欢快情绪在组内蔓延，以至于接连三天的高强度训练都没有摧毁锐学组成员的斗志。
当然，到了第四第五天，兴奋消耗完毕，该吐舌头的还是要吐舌头，该做实验再写论文的还是要继续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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