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1章
而且据王宽所知。
其实早在宋英宗一朝，王安石就已经声名远播了。
当时的宋神宗此前读过他写之《万言书》，该上书分析了宋朝朝政之所以如此窘困的原因，因为“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
所以后来宋神宗听完大臣韩维的推荐后，马上想到了重用王安石，而王安石也是自己察觉到自己一直以来所等待的时机终于到了，于是也由此而同意了担任要职。
所以没有宋神宗，王安石绝不可能上升得这么快。
比如当时就有宋朝大臣韩琦曾王安石进行唱衰，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如此，若非是宋神宗坚持自己用人原则，不然在这一年里已经四十八岁的王安石官职根本就不可能到参知政事，也就是宋朝诸多百姓大臣口中俗称的副宰相职位。
并且当时在如此任命完以后，宋神宗还为此特意找王安石谈话，宋神宗当时对王安石特意嘱咐说，人们提到你就说你只知道经术，不懂世务，为此你可是要注意呀！
而对此王安石则是解释道，经术就是用来经营世务的，是后世那些自称儒家庸人才认为经术不可以拿来经营世务，于是王安石如此回答的宋神宗又进一步对他进行询问说，那你现在先要干什么呢?王安石对了六个字，“变风俗，立法度”。
于是历史上着名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而这一次宋朝大变法的最直接动机，开始就是为了应对“国用不足”。
用通俗话说，那就是当时宋朝的就国库银子都已经完全不够花了。
于是变法中最着名的是《青苗法》，《青苗法》核心就是国家放高利贷给农民，等农民有收成了再还上，但这个高利贷年利息不是一般的高，而是达到30%。
农民丰收了当然好，如果碰到荒年就麻烦了。
至于王安石另一项影响深远的改革则是在军事上推行《保甲法》，就是把广大农村都划分成以“保”为基本单位的网络，大家平时训练，成为预备役，遇到有人犯罪就搞连坐，大家一起玩完。
所以王安石变法能在历史上留下这么大的名声，就在于它的剧烈，王安石对改革非常坚定，提出了“三不怕”——“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遇到反对变法的声音，王安石就罢黜，一路下来，被他罢黜的官员列了长长的名单。
尤其是等到当王安石改革改到教育制度时，一个人站出来反对，他是苏轼。王安石改革了科举制度，取消了诗赋、贴经、墨义等，专门考策论和大义这几项为此，苏轼发表了自己的反对意见，认为教育仍应该因循旧制。
苏轼的上书引起了宋神宗的重视。
他当时就就召见苏轼问他政见，毕竟在宋代，言论风气总体还是十分自由的，所以即使是面对皇帝，苏轼也依旧不留情面的指出宋神宗几大缺点，“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还提出对策“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
而宋神宗虚心听了苏轼的意见，可是王安石坐不住了他在政界有刚愎自用的评价，被世人称之为拗相公，特别是遇到有人对变法说三道四王安石更是坚决不容。
有一次有官员不同意新政，王安石想怪罪他，但宋神宗不同意。可是王安石固执己见说，“不然，法不行。”
所以王安石的新法够狠，他打击反对派也毫不留情，苏轼对皇帝说了那番话，就惹恼了王安石，他直接被王安石以此任命为不太重要的开封府推官，掌管首都的犯罪审判，让他彻底远离了朝政层面的讨论，不再拥有对此发表意见的权力。
然而苏轼毕竟是宋神宗一朝的超级明星，也是一个习惯于犯颜直谏的官员。
有年元宵节，宋神宗令开封府买浙灯，也就是从江南来的灯来装饰宋都东京市容，而且特意让手下官员以低价买来。
对此苏轼就给皇帝上书说，我知道陛下你不是为了自己赏灯，而是为了尽孝道，让二宫赏灯，但是百姓并不知道你这个意图，都认为你为了这些玩意，夺走了他们用来吃饭的钱财，宋神宗颇为尊敬苏轼，因此他看了苏轼的奏折，就取消了这个命令。
至于成为忠义之士是苏轼从小立下的抱负。
小时候，有次母亲教他读了《汉书·范滂传》，苏轼就想成为范滂那样的名士。
然而，名士虽有风格，也有风险，苏轼因为自己的耿直不羁，树立了敌人，苏轼在杭州任职期间，写过一首《桧诗》：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云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没想到这首诗直接给他惹出了一个超大麻烦，这首《桧诗》本来是写给一个浙江秀才的，但李定、何正臣、王珪等人借题发挥，炮制了历史上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
这首诗，加上苏轼的其他作品，被罗织了耸人的罪名，说苏轼诽谤朝廷。王珪抓住《桧诗》中的“蛰龙”二字，给宋神宗报告说，“陛下飞龙在天，而轼求之地下之蛰龙。其不臣如此!”
对此宋神宗却没有轻信，而是谈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也可以言龙也，所以宋神宗不想给苏轼加重罪，因此苏轼只是被抓到京城大牢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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