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附近的老京城人都知道，旧时的观音院也叫姑子庵，曾经香火鼎盛，是京城求子的好去处。
观音院的建筑格局非常清晰，隔着自新路分做东西两院。西院在路西侧，是寺院的主体建筑，坐南朝北，四层殿，为祭拜祈福之所。而东院在路东侧，仅一组院落，坐北朝南，为僧舍及停灵之用。本来这也平常，但有意思的是，观音院的东西两个院子通过一种非常独特的建筑形式连接在了一起，那就是——过街楼。
过街楼不仅下面券洞可供车马通行，楼上也能供人通行。从功能上来说，很像现在的过街天桥，起到了立体交通的作用。当年寺庙的尼姑在做法事时，她们会伴着钟磬的梵音从过街楼逶迤而去，往往会令楼下观望的百姓浮想联翩。并且过街楼中还常年供有神像，当人们从神像下通过，也就起到了参拜神灵和镇邪除秽的作用。此外，每逢佛诞、诸菩萨生日，观音院的尼姑还会站在过街楼上向南北两侧的行人百姓施舍药品。当药品装在小提篮中，拴上绳子从楼上吊下，佛界与俗界便凭那一根细细的绳索联系起来。
过街楼在建筑结构上分作两层。上层为悬山式建筑，面阔三见，四檩进深，灰筒瓦屋面，过垄脊，柱间为方格窗。下层砖拱券洞，下肩为万条，门洞上方正中置有石额，北面额砖刻着“金绳”，南面额砖刻着“觉岸”，落款均为“道光十年（1830年）”。如今，这里其实已是京城仅存的最后一座过街楼建筑，也正因为有这个独一无二过街楼相连，所以东西两院的邮编地址一直使用同一个，都叫福儒里二号院。
洪衍武一家是在1954年，老宅被煤市街街道办征用后，到观音院东院居住的。
当时政府为了安置日渐增多的人口，开始大规模在城市周边地区搭盖排房。而为了改善贫困百姓的居住条件，同时并举的另一种措施，就是在破除迷信、停止宗教活动的同时，把旧有的庙宇更改成其他类型的建筑，使其发挥更实用的功能。
在这种情况下，京城的一千多家佛寺庙宇，几乎都被充公挪为他用，改成了住房、学校、机关、托儿所和养老院。而福儒里的观音院，也就变成了百姓柴米油盐过日子的所在。
其实，观音院东院本身就是住人的地方，说白了就是过去尼姑们的宿舍。格局是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再加上倒座房四间。要是和四合院比起来，除了院门的位置开在中间和没有影壁之外，其他的全都一样。在这一带，要算条件不错的好房子了。
最早搬来的是洪家和边家。先到先得，三间北房让两家商量着分了。边家人口少，除了一间靠西的北房，另外只占了一间靠北的西厢房。而洪家因为刚搬来那会儿家里还有点底儿，家里的家具也大，除了两间北房，还把三间东厢房全租了下来。等到丁家再搬来时，又占了剩下的两间西厢房和西边的倒座房。最后等到苏家迁来，也就没的选了，只剩下东边最后两间常年光线阴暗、冬冷夏热的倒座房了。
不过这时正是“超英赶美”时期，洪家因旧社会的工商业者的身份，唯恐落个“不团结”或是“思想落后”的罪名。见苏家因不满找来了房管所干部，洪衍武那老好人一样的窝囊爹当时就害了怕，主动腾出了一间东厢房，“团结”着把苏家安置下了。
而从这时起，东院的四户人家就算正式聚齐了。边家、丁家、苏家和洪家，也就开始了一段长达数十年，朝夕相处，彼此为邻的生活。
十几年来，东院四家人的居住面积和条件一直都没什么变化。直到去年，发生了著名的唐山大地震。东院的四户人家，才在政府的号召下，每家搭起了一个抗震棚。
房子盖的都很简单，碎砖头砌墙，房间低矮，窗户狭小，房顶上面盖上几块黑黢黢的油毡遮雨，用几块砖头压着。从质量的角度看，实在不过关。可地震过后，因为院里一直没有厨房没有菜窖，这些临时搭起的抗震棚谁家也没舍得拆，大家为了方便，索性全留作私用了。
但同时也有一点不好，那就是院子里的原有空间，已被各家搭的小房占据，过去非常方便的来往去路也就自然消失了。现在四家人要是进出院，都只能走院门西边留下的唯一通道。
这条通道很窄，宽度也就将够一个人推辆自行车单行的，要是这个过程里再遇上人，那就得有一方退让了。另外在盖小房的时候，院里原有地砖也被损坏了不少，通道不少地方露出了白垩土，坑坑洼洼，非常不好走。总之，如今院里的整个地形就像个迷魂阵，进出都得七扭八绕，上下颠簸一番才行。哪怕跑进个贼去，偷了东西都不一定跑得出去。
好在洪衍武却并不感到为难，他自然了解这些变化。所以从跨进院门开始，他一点没转向，踩着七星步，拐弯绕过了苏家的厨房直奔西走。这可比上辈子强多了，前世他劳教后在外咣当了几年，第一次回来时进院都找不着家门。
绕过最外面的苏家小房就进入丁家的领地，洪衍武首先看见的就是丁家窗台上晾着的柿子和土豆，接着就是墙根儿下的白菜堆蜂窝煤堆儿。别说，天凉的时节，要没有这些成堆的白菜、小山似的蜂窝煤。感觉上还真就少了点儿京城的味儿，少了点儿胡同的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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