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原庄里这一场选募，最终选定了三百出头的乡勇为李泰的新部曲。
这三百多人身材高大且不说，多数都能力开三石之弓、负重百斤疾行不在话下，关中尚武，也都略有行伍经验。唯一有点问题的，就是真正骑术精湛的不多，堪堪只有三四十人能够达到骑射标准。
毕竟养马对关内普通百姓而言，还是一种非常奢侈的行为。就连参加过沙苑之战，跟随李泰入关的老卒刘三箸，都完全不通骑术，更不要说这些刚刚征召上来的新卒。
不过这也不算什么大问题，这些新卒本来就需要进行操练，然后才能上阵杀敌。
新卒的操练，大可以交付给贺拔胜留给李泰的那些老卒。这些老卒多有伤病在身，已经很难再披甲上阵，但过往的戎旅经验还有，繁重的体力劳动胜任不了，安排训练新卒正可发挥余热。
这三百多名乡勇，有的是豪强荫户、有的是失地百姓，出身均田户的也有。不过宇文导和郡县长官都在此，可以直开方便之门，倒是免了再作交涉的麻烦。
乡团之与禁卫、六军等正式的武装力量，除了兵源和组织形式不同之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区别就是，禁卫与六军是完全脱产的职业军人，乡团除了训练和作战之外，还要兼职生产。
豪强的私曲武装介乎二者之间，甲马器械与给养都需要自己筹措。豪强军头们各自丰俭不同，部曲的战斗力和组织力也不尽相同，势力强大的军头其私曲武装甚至还要远远强过了正规编制的六军。
这些新募的乡勇之前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份，可从现在开始，他们与他们的家属便都成了李泰的部曲。
正因有着这样的私军性质，朝廷与州郡一般都比较排斥豪强私募均田户，因为会造成大量税收单位的流失。但又不得不接受这种现象，说到底还是人穷志短，因为霸府财政根本供养不了这么多脱产军队。
府兵制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大统九年开始所针对的主要还是关陇豪右，募化这些豪强的部曲私军。
宇文泰今年想要玩把大的，扩大了乡团的征募规模，结果就差点玩崩。凭霸府目下的行政和组织能力，根本就维持不住这么大规模的扩兵。所以接下来的政策肯定又会退回到以豪强作为征发单位，权力下授从而维持武装规模。
所以初期的府兵就是大大小小的豪强军头们私曲拼凑而成，大统末年府兵制度形成的时候，宇文泰一边大赐胡姓，一边规定府兵们都要改姓将主姓氏，承认府兵私曲性质并拉拢府兵中层将领，以此加强对府兵的掌控。
后世不乏人好奇，关陇豪强们为什么能忍受背弃祖宗姓氏而接受胡姓，就是因为私曲正规化的前提是接受赐姓。当大多数人接受这种制度的时候，即便有一些杂声也会被作为破坏和谐的不稳定因素剔除。
所以大赐胡姓跟胡化或汉化的关系并不大，而是一次以宇文泰等八柱国为核心的军事资源分配，弱势者得有所倚，不会被强势者无序兼并。
这一时期的府兵特色，是兼有朝廷正规武装与将领私曲的双重性质，军队的供养由这一系统中的所有成员共同承担，有多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多大的义务。
六柱国作为府兵最高统帅，于是便有了六家共给的养军制度。这一时期的府兵主要任务还是征战，虽然也参加宿卫，但主要还是看府兵将领与帝王之间的关系。
这一情况要一直持续到北周武帝时期，将府兵军士改为侍官，府兵宿卫制度化形成，帝王与府兵个体直接产生联系，朝廷正式大规模的募取府兵并提供财政给养，府兵的私曲性质才逐渐淡化。
李泰的势力发展，算是府兵初期的一个典型。他虽然高授大都督官职，但朝廷与霸府却没有给他一兵，所有的军士、器械与供养都需要自己募取筹措。
所以他这个大都督能掌握多大权力，在于他有多大能量。霸府有什么调令，也只针对于他，他自己就是一个作战单位，他的部曲也只从属于他。
宇文导在商原待了半天便告辞返回了华州城，而那些郡县使者们则留下来，跟李泰商讨剿匪细节。
三百多名新卒仍需操练，李泰眼下能够动用的只有那些旧卒。
之前他前往陕北的时候是有六百左右的部曲，返回时却只剩四百多人，几名行署属官又各自召来一些部曲，眼下可以进行剿匪作战的又恢复到六百多人。
数量虽然不多，但是由于甲马精良、机动力强，战斗力也不容小觑。除非那种拥众数千上万、势力跨州连郡的大匪徒，一般的盗匪都是手拿把掐。
当然真要有那种大盗匪，也用不到李泰出手，朝廷自会调度征剿，缴获的人员物资都是财富。
这些郡县邀请李泰入境剿匪，军资给养自然都由他们负责。
不过本着新业务刚展开、需要酬宾赠送的想法，李泰并没有索要太高的报酬，只让郡县提供一部分马料和盗匪讯息，军士们给养他自己负责，但却需要战利品的全权处理权。
这样的条件可谓非常的优厚，当李泰提出来的时候，顿时便获得了在场这些郡县使者们的高声赞扬。
老实说但凡有可能的话，谁又希望自己治内盗匪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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