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能作为祭田，用来奉养祖先坟茔和宗祠的田地，都不可能太差，而且京畿一带的地价绝不便宜。韩冈年初时欲在京城买房，顺道问过开封周边的田价。普普通通的旱地都是十贯往上——这还是出产不丰、位置偏僻的下田。如若是靠近村庄、道路的上等良田，那价格更是要翻番了。当时韩冈打听过了开封府的田价和房价后，便收起了在京城置房置产的心思，老老实实的租了一间靠河的院子。
白马县这边，虽说离着京城稍远，但还是属于津梁重镇，现在又成为了畿县，地价不会比开封府周边低到哪里去。两百一十五亩田，韩冈估计着至少也有两千贯。
“这祭田分作几片？”韩冈追问道。
胡二越发的惊讶，韩冈的每一句都问到关键上，很少有官员会对田宅买卖的如此了解。低头答话：“都在一处。就在清水沟边，是一整片水浇地……”
那就更贵了！
宋朝不抑兼并，田宅买卖频繁，有‘千年田换八百主’的说法。土地易手频率如此之高，许多时候，经常能看到将一片田七零八落的分卖出去。一顷的整片土地，几次转手之后就会变得支离破碎，属于几十户不同的人家。
大户人家的田产也都是东一块、西一块，甚至分散到不同的州县中。这样的情况下，越是完整的田地，卖的价格就会越高。而有些田主，为了能让自己家中的田地合并在一处，都是大费周折，陷人死地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当初李癞子要强买韩家的三亩菜园，便是因为那三亩地，正好可以让李家的河滩田连成一片。
如今次这样两顷多的一整片地，而且还是灌溉设施良好的上等田，那三千贯那是没得跑了。
韩冈摇了摇头，一片价值三千贯的田地，难怪能打上三十年的官司。
“旧时的田籍，还有当年能作证的老人，难道都没有了？”韩冈继续问着。
“回正言的话。当年黄河决口，从东京一直淹到滑州。白马县的人不是死在洪水里，就是阖家一起逃难。等到水退归乡，回来的也不剩多少。加之第二年县中的田籍簿册因为县衙走了水，全都烧了个干净……”
听到这里，站在一边旁听的方兴就一声嗤笑，“这买卖做得漂亮！”
韩冈也是眼神变得冷了起来。这一干胥吏做得也太绝了，一下就让他想起了当年的陈举。一把火烧掉了所有的存档，几乎就是死无对证了。
此时的契约分为白契和红契两种。过户时在官府中登记缴税并盖了印后的田契称为红契。不经过官府，只是买卖双方私下里过户的田契，则称为白契——因为没有朱色官印的缘故。按照律条规定，田宅成交后，不及时去官府申报缴税，被查实后是要受到处罚的。但罚不责众，真正照着律条处罚的情况，其实极少见。
另外打官司时，两种田契都是合法的，都可以用来作为证据。而且当红契与白契相冲的时候，照律条来说，是该以红契为准，但官员们断案，往往都是以时间靠后的为准，并不注意是否经过官府。
所以烧掉了田契和丁产簿后，因为水患的缘故而没有了户主的田地，只要随便拿出一张白契，就能将合理合法的吞下。除非有人叫真，去开封三司里的户部司，将县中上缴的田籍和丁产簿给翻出来，否则这份田就占定了。如果再交上一份税金，将大印盖上，基本上这个案子就翻不回来了。
“何家本来就不是大族，只有三房而已，一次洪水之后，几乎都不在了，只有何允文过了两年才回来。虽然手上没有地契，因为墓碑还有界碑上都留有田主姓名，加之何允文手上有系谱，又找了两个证人，便把这片田判给了他。后来又盖了印，将这份田契在田籍簿中给登记上了。”
“此中必然有情弊！”方兴低低评了一句。
“那是自然。”韩冈冷笑一声。证人好找，衙门难缠，这等不靠谱的证据，不知何允文花了多少钱才让田产给认定下来。
示意胡二继续说下去：“又过了三年，原告的何阗迁回本县。他回来后，就递了状子声称墓中的何双垣是他的祖父，要夺回这份田产。”
“他有什么证据？”韩冈问道。
“没有！没有田契，只有族中谱系。”胡二摇头，“两人身上虽说都没有地契，只有族中谱系，但何允文有证人啊！所以第一次判案就已经断了何阗输。”
“那这个案子怎么几经反复，整整拖了三十年？”
“麻烦就麻烦在这里。证人虽然帮着何允文，但何允文家富裕，而何阗贫寒。谁都知道，这证人是怎么回事。”胡二叹道，“但何阗是读书人，平时也作一些诗文，跟着一帮士子交好，帮他说话的有很多。所以重新递了状子到了州中，便发下来重判，这下子，结果就反了过来。只是但何阗毕竟没有证据，所以等到原任知州离任后，何允文重新递了状子，这坟和田又断回给他。”
方兴听着连连摇头，久讼不决乃虽是常见，但这个案子，能来回多少次，也的确是个奇葩了。
“刚种了一年地，输的一方再来打官司，结果又是反过来。为了这片田地，十几年中来回反复了三四次，县里闹过，州里也闹过，最后甚至闹到转运司和提点刑狱司。但两个衙门判出来的结果还不一样，之间又变成一番笔墨官司。现如今，当年作证的几个证人在十年前就已经死光了，从那时开始，这个案子就再也没判过，就是一任任的给拖下来，田也是给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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