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新大光明旅馆安顿下来，这是一家豪华的饭店，一九二三年关东大地震后建造的。晚饭时，钱四海的警卫警告他的上级说，牛排里可能下了毒。钱四海大笑，说“那就谁也别想活了”。
当晚，他对聚集在他房间里的军官说：“弟兄们，这是军事史上最大一次冒险。我们现在坐在敌人的国土上，我们只有这么一点军队，要看管住十九个全副武装的师，还有七千万疯子。只要走错一步，阿拉摩（阿拉摩是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一八三六年圣安纳率领的四千名墨西哥军包围了它，得克萨斯人坚守到最后只剩戴维.克罗克特等五人。他们答应如果不杀他们就投降。圣安纳同意，后来却把他们杀掉。）就会象主日学校的郊游一样！”
正式投降仪式于六月二日，即钱四海抵达日本后三天，在停泊在东京湾的超级航空母舰炎黄号上举行。
二日清晨，天色迷朦，凉气袭人，约七时三十分，开来一艘驱逐舰，从驱逐舰上来了许多记着。除了中华本国的记者外，更多是来至欧洲轴心国联盟的记者。在记者制定允许站立的位置上，相互交头接耳攀谈着，唯有几个日本记者唯唯诺诺的站在一旁。
随后，一艘驱逐舰开到炎黄号旁边，中华海陆军将领，走下驱逐舰转上炎黄号。八时零五分，李海江、狄狼登上炎黄号，接着是钱四海。
此时，又一艘驱逐舰栽着十一名日本代表驶来。日本人关于应由谁当首席代表的问题，曾经发生过争论。如果让皇族、新首相东久迩去受这种耻辱，那是无法容忍、不堪设想的；而曾经为和平冒了两年生命危险的近卫，也不愿意使自己在这一时刻蒙受羞耻。
这个繁重的责任于是落到新任外相重光的身上。重光觉得这是个“痛苦但有利的任务”，对于天皇委任他领队感到荣幸。陆军参谋总长梅津被迫参加，那是天皇亲自敦请的。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令他的作战部长富冈海军少将代理出席。“仗是你打输的，”他说，“所以该由你去。”富冈默默地服从，但已经打定主意在投降仪式后切腹。
日本代表上舰后，甚至不能确定该用什么样的礼仪。他们应该敬礼呢，鞠躬呢，握手呢还是微笑?他们的顾问马希比尔曾告诉军人敬礼，文官只用脱帽鞠躬，“我建议你们大家脸上显示出漫不经心的神色。”
八时五十五分，马希比尔领着一名头戴高礼帽、身穿燕尾服系阔领带的日本文官登上炎黄号。这位文官上扶梯极为艰难，每走一步就得呻吟一声。他就是重光葵，他的左腿多年前被暗杀者的炸弹炸断。他的假腿使他步履艰难，十分痛苦。站在上面的伯德原以为戴高礼帽后面那个面容沉郁的将军会搀扶他一把。那个将军是梅津，他把重光看成是可恶的“巴格多利奥”，不理会他的苦楚。伯德走下去伸出一手。重光摇了摇头，但后来还是华人帮了一把。
从后甲板到举行仪式的前甲板的扶梯这一段痛苦的路程，使重光成了所有人注意的中心。有个中华记者注意到，观看的人都以“一种残酷的满足感”注视着他。重光自己狼狈地爬上扶梯，他掩饰着自己的表情。
日本代表团站好位置后，钱四海将军到场，他与李海江、狄狼一起精神抖擞地走过甲板，来到一张桌子旁边，桌上铺满文件。
“我们，各交战国的代表，”钱四海说，“聚集在这里，签署一个庄严的协定，从而使和平得以恢复。涉及截然相反的理想和意识形态的争端，已在战场上见分晓，因此，我们无需在这里讨论或辩论。作为地球上大多数人民的代表，我们也不是怀着不信任、恶意或仇恨的精神在此相聚的。我们胜败双方的责任是实现更崇高的尊严，只有这种尊严才有利于我们即将为之奋斗的神圣目标，使我们全体人民毫无保留地用我们即将在这里正式取得的谅解，忠实地履行这种谅解。”
钱四海的话里没有怨恨或复仇之意，“我本人的真诚希望，”钱四海继续说，“其实也是全人类的希望，是从这个庄严的时刻起，将从过去的流血和屠杀中产生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产生一个建立在信仰和谅解基础上的世界，一个奉献于人类尊严、能实现人类最迫切希望的自由、容忍和正义的世界。”
几乎是应验似的，乌云散开了，富士山的山峰在远处的阳光下闪闪发光。钱四海指了指桌子另一边的一张椅子。重光一拐一拐地走上去，坐了下来。他不知所措地模摸帽子、弄弄手套和手杖，给人以拖延时间的印象。
狄狼是个急脾气，真想给他一个耳光，并说：“快签!他妈的！快签！”
然而，钱四海却看出重光是弄糊涂了，便转身对他的参谋长严肃地说，“告诉他签在什么地方。”重光签了字。接着梅津僵直地走上去，连坐也不坐就草草签上自己名字。钱四海用另外的笔以自己的身份签了字。
签字完毕后，钱四海再次发表讲话。“让我们衷心祝愿，”他说，“和平已在世界上开始苏醒，祈求上苍永远保佑它。仪式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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