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这种安然自得的态度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负责守卫皇宫的精锐部队中的造反情绪非常强烈。他们的傲慢不逊极为明显，因此已下令于数日内把他们调往朝鲜。他们露骨地蔑视当局，以至有一支部队竟以演习为名，集体跑到东京警视厅门前去撒尿。这些不服管束的官兵中另有一千四百人正在谋划揭竿而起，准备于次日拂晓前分头袭击东京六个目标，包括警视厅和若干政府官员的住宅。
在为这些袭击进行复杂的准备工作的同时，寻欢作乐的人们却在渐渐黑下来的大街小巷上闲逛寻找消遣。银座——即东京的百老汇第五大街——已经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对日本青年说来，这儿早已成了外部世界的浪漫象征，是霓虹灯、妇女装饰品商店、咖啡馆、中华和欧洲电影、西式舞厅和中式餐馆组成的仙境。距这里不远的赤坂区(那里的男女普遍穿和服)，古色古香的日本也期待着一个欢乐的夜晚。那些脸上涂脂抹粉，身穿五光十色舞服的艺妓，好象是来自古代的不速之客，坐在人力车上沿着柳树成行的蜿蜒的街道穿棱。这里的灯火比较昏暗。警察提着的日本传统的红灯笼，散射出柔和的令人思乡的光芒，宛如一幅迷人的木刻变得栩栩如生似的。
这些叛乱者的动机并不是出于个人野心。如同在他们以前的六批人一样——那六批人都失败了——他们企图用暴力和暗杀手段去纠正日本社会的不公正。
日本的传统使这些罪恶行径合法化，日本人给这种行为起了一个专门名词——“下克上”。这个词最初是在十五世纪使用的，那时，各级地方到处发生叛乱，地方豪族拒不服从将军（日本封建时期事实上的统治者）。他们实行割据，类似诸侯，在明治天皇(即现在昭和天皇的父亲)以前，多少世纪以来，天皇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充当将军的傀儡而已，而将军又不服从天皇。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专制制度在欧洲瓦解，接着出现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潮流，这在日本青年人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要求变革的呼声甚嚣尘上。政党相继出现，一九二四年开始实施成人普选法。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在日本，视政治为赌博或摇钱树者大有人在，已揭露出一系列丑闻，如松岛红灯区丑闻，铁路丑闻，朝鲜丑闻等。对贪污贿赂的告发，使国会大楼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伴随日本西方化而来的人口爆炸性增长更加深了混乱。本州、四国、九州和北海道就有八千万人拥挤在一起。国民经济无法承担每年增加约一百万的人口。农民由于产品价格暴跌而处于饥饿的边沿，他们开始组织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抗议。成千上万的城市工人失去工作，不得不风餐露宿于街头。左翼政党和工会组织纷纷应运而生。
然而，这些运动却遭到军国主义者组织的抵制。这种组织最著名的领导人就是北一辉。北一辉既是个国粹主义者，又是一个炽烈的革命者，他把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结合到一起。他那论改革的册子《国家改造法案大纲》不但受到激进派的推崇，连天皇的崇拜者也如获至宝。北一辉的言论吸引了所有渴望改革的人。北一辉写道：“日本正在仿效西方国家的毁灭性榜样。那些拥有金融、政治、军事权力的人们在皇权的庇护下，都在维护自身的不正义权益……。
“没有我们的保护和领导，印度和中华的七亿兄弟决不能取得独立。”
“东方和西方的历史，不外乎是各封建国家经过一个时代的内战后取得统一的记录。唯一可能的国际和平就是经过这个时代的国际战争后取得的封建式和平。这种和平将由于出现一个可以统治世界各国的最强大国家而实现。”
他号召大家去“清除天皇与国民之间的障碍”，就是说，取消内阁和国会。只有一家之长才能有选举权，任何人都不得积聚超过一百万日元的财产(约合当时五十万美元)。重要的工业应收归国有，建立专制独裁制度，女人的活动只能限制在家庭圈子内，以“发扬日本古老的花道和茶道”。
千百万易受影响的、富于理想的年轻人，对政界、财界的腐败以及家中的贫困，本来已深恶痛绝。无怪乎他们一下子就给迷住了。他们能够与这些罪恶势力和共产主义进行战斗，使东方从西方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使日本成为世界各国的领导者。
在西方，这样的年轻人本来能够加入工会或当政治鼓动家以找出路。但是，在日本，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出身于小地主或小商人家庭的青年，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在陆军或海军里当军官。一旦入伍，他们从士兵的口中更深刻地了解到贫困的情况。这些士兵，每当收到家信，都会失声痛哭——由于儿子远离，全家正处于饥饿边缘。青年军官认为责任在他们的上级、政治家以及宫廷官员。他们加入秘密组织，其中有些秘密组织号召采取直接行动和暗杀，有的则主张对外实行领土扩张，对内则实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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