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就在他们讨论的热火朝天之际，范蠡也笑着加入了进来。
他向高柴拱手行礼道：“想必您就是菟裘邑司寇高子吧？”
高柴听见‘高子’这二字，先是敏锐的瞥向一旁的宰予和子贡，果不其然，二人都大有憋不住的趋势。
但当着众人的面，他也不好发作，只得压着火气，和声应道：“想不到您竟然听说过我。”
范蠡笑着问道：“宰子从前就很赞赏您在刑狱诉讼方面的才能，我这里正巧有一个案件，不知道您是否愿意赐教呢？”
从前都是高柴向外人请教问题，被外人请教，这还真是头一回。
他连忙回道：“您请讲。”
范蠡见他不躲避，于是便将晏子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拿出来进行提问。
语罢，他还抬头望向一旁的宰予等人，开口道：“除了高子之外，我也想听听宰子、端木子以及诸位贤才的看法。”
宰予没想到范蠡居然会拿出这个故事。
其实他们拜在夫子门下学习，对于各国流传的各种事迹，基本都会进行讨论。
而二桃杀三士具体能否算作‘仁’，在孔门之中也形成了不小的分歧。
其实一般来说，孔门之中讨论问题时，一般都会分裂成坚持士君子理想的保守派与认为应该因时而变的现实派。
可在二桃杀三士的问题上，居然在保守派与现实派中又各自分化出了几个不同观点。
就像是后世能分出左右，而左右中又能拆分成中左、中右、极左、极右。
同为现实派的冉求与高柴，在这件事上的看法却无法达成一致。
高柴开口道：“夫子有言：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审理诉讼案件，我也和别人一样。目的在于使诉讼不再发生！
礼法的制定，是为了让万民的行为符合道义，引导仁厚风气的形成，使得善者能够得到鼓励，恶者能够因此能够改正。
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处罚还是赏赐，都必须要附和准则。
无功者不受赏，无罪者不受戮。
既然齐之三士犯得是祸乱国家的罪，那么便应当以祸乱国家为名对其进行处置。
如果他们的功劳不足以冲抵他们的罪责，那么便应当下令将其处死，并以他们三人来作为百姓的告诫。
如果他们的功劳足以冲抵他们的罪责，那么就应该削除他们的爵位，降低他们的俸禄，又何至于害了他们的性命呢？
而现在，齐侯答应了晏子以二桃除去三士，这便是觉得他们的功劳比不上他们的罪责，所以应该以死谢罪。
可在三士死后，齐侯却又命人为他们收敛尸身，以勇士的礼遇将他们下葬，这难道是在反悔先前的判断，所以想要进行弥补吗？
齐侯是非不分，这便是模糊了对错的界限，混淆了法度的准则，此为国君之罪。
而对于晏子而言，虽然用两个桃子便除去了祸害百姓的三士，而避免了使用法度与三士直接产生冲突。
然而，这样的计策，却只能使用一次，但对于法令留下的危害却是无穷的。
三士之所以因为二桃而死，是因为他们三人具备士人的气节。
士人拥有气节，便可以为百姓立下表率。
百姓有了好的榜样，便会以忠信为立身准则，如此一来，国家便能兴盛。
但现在，三士却因为气节而死，而非因为鱼肉百姓而死。
当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流传开来，难道齐人会为了三人的志节而激赏吗？
他们只会嘲笑三士因为气节而丢失性命，而当齐国的民众将士人气节视作愚蠢时，国中将会流传怎样的风气呢？
当公孙接、古冶子、田开疆死后，齐国国内那些危害百姓的贼子行事定然会变得越来越隐秘，做事定然愈发的不讲道义。
有了他们三人作为借鉴，那些贼人定然会以寡廉少耻为荣，以抱志守节为耻，齐国的大乱也将以此为始。
晏子虽然是天下人称赞的君子，但就二桃杀三士而论，他只保全了一时的小义，而丢失了千古的大义啊！”
范蠡听完这段话，不由豁然开朗。
他就说之前怎么感觉不对劲呢，原来问题是出在这里。
公孙接等人明明是违反了国法，然而却不用国法去惩治，反而要用两个桃子解决问题。
这不等于是告诉民众，齐国之法，就等同于摆设吗？
今天齐侯可以用两个桃子逼死犯了法的三士，明天他就能用仨李子逼死没犯法的国人。
这样一来，齐国的国法就等于失去了信用，信义不行则法令不通。
而齐侯厚葬公孙接等人更是等同于给齐人做了一个影响极坏的演示。
那就是，只要齐侯欣赏你，那你所犯下的那些罪责都可以一笔勾销。
这样一来，欺上瞒下的风气便自然而然的形成了。
这么一想，齐国的田氏似乎好像做的就是这一套。
田氏对上，和齐侯哥俩好。
每天陪他吃好喝好，隔三差五给他弄点新东西、新玩具，把他糊弄住了。
对下，则极力收买民心，从齐国民众的嘴里，就不可能有说田氏坏话的。
而至于中间的灰色地带，田氏当然是想如何操弄就如何操弄了。
想到这里，范蠡忽然觉得他渐渐开始明白为何鲁国的孔子要极力鼓吹复兴周礼了。
说到底，周礼再怎么不符合时代，最起码是按规章办事。
而现在礼崩乐坏，民众的日子过得是越来越差，诸侯和卿大夫的宫室倒是越修越豪华，陪葬品用的是越来越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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