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宰予把道理讲得很清楚，但大家心里都明白，放不放过叔孙辄，这不是从道理上说不说得通的问题，关键点依旧在于各方利益能否达成一致。
宰予的场面话只是给了公敛处父一个台阶下，至于他要不要顺坡下驴，还是得看站在他背后的孟孙何忌究竟是什么想法，而季孙斯与叔孙州仇又想如何处置阳虎的叛党。
众人中，最过无助的莫过于叔孙辄了。
他仰面长叹一声，只恨自己怎么会昏了头脑相信盟誓。
他干了一辈子的坏事，好不容易想按规矩来一次，结果就落了这么个下场。
早知道，刚才还不如把兄长一刀剁了呢。
这样的话，路上最起码还能有个人作伴。
公敛处父开口道：“我听说，有的罪行可以赦免，而有的罪行则不能赦免。现今，叔孙辄犯下谋逆的大罪，又妄图杀戮自己的兄长。
这就是犯了两重的死罪了。现在，他虽然遵守誓约，释放了叔孙子，但难道可以躲避谋逆的罪责吗！
《书》的《吕刑》一章中说过：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
审判有罪之人，要上下比较其罪行，不要错乱供辞，不要采取已经废除的法律，应当认真察看案情遵循刑罚，并且要认真审核。
如果是犯了重罪，但犯罪情节较为轻微的，就将刑罚降低一等进行论罪。
如果犯的罪行较轻，但是情节恶劣的，则要从重论处的，必须用大刑来处罚。
现在，叔孙辄弑亲的情节较为和缓，而叛乱的罪行却极为恶劣。
即便两相抵消，还是应当受尽万刀而死。
您是孔夫子的高徒，熟知《诗》《书》《礼》《乐》之精髓。
既然如此，您又怎么能够舍弃《吕刑》的教导，单单以盟誓的誓辞为准呢？
这难道不是违背了礼法，抛却了穆王与吕侯立下的准则吗？”
宰予一听到这里，整个人都精神了。
奶奶的！
公敛处父！
你开大了是吧？
把《吕刑》都给搬出来了！
公敛处父这番话的极为尖锐，论点也十分明确，又把周穆王和吕侯扯出来做大旗。
这样的辩辞，就算换了孔门中的大部分弟子来，都得被公敛处父压制。
因为孔门弟子虽然都读诗书、习六艺，但因为孔子的施教因人而异，所以孔门学子的专长都有所不同。
像是公敛处父这样单独抛出《吕刑》设问的，恐怕孔门里面能够从容应答的，也就只有漆雕开这样专研《书》中奥义的偏才，抑或是长于政事一科的冉求、子路、高柴等人了。
但不凑巧的是，宰予偏偏也对《书》感兴趣。
而为了搞他的新周礼，宰予更是将诗书礼乐从头到尾都研究了一遍。
就这么一位天天琢磨着该在什么地方刨周礼命根子的人物，公敛处父拿《吕刑》来驳斥，显然是自讨苦吃。
宰予道：“您既然以《吕刑》来说明，那自然也应该知道，《吕刑》中还说了：
各种刑罚的轻重允许有些灵活性。刑罚时轻时重，相同或不相同，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
审判案件不能只靠着巧言善辩，要能够做到善良公正，才能让判决准确无误。
应当怀着哀怜的心情判决诉讼案件，明白地检查刑书，互相斟酌，都要以公正为标准。
不论是当刑，抑或是当罚，都要详细查实。
要做到案件判定了，人们信服。如果改变判决，人们也信服。
现在，您要将死罪加在叔孙辄的身上，然而却不能使他信服，这难道符合施行刑罚的准则吗？
而他不服从刑罚的原因，正是因为先前公敛子你愿意同他进行盟誓，并以释放叔孙子为代价，以此来交换宽恕他的罪行。
许下了诺言，却不愿意兑现，这是有损于仁义的做法。
而对待谋逆这种大罪，未曾禀明国君、司寇与士师，便擅作主张给人定罪，还要独自处决罪犯，这又不符合使用刑罚的原则。
况且三桓世代执掌鲁国的大政，鲁国的百姓都以季氏、孟氏、叔孙氏为表率，如果三桓都不在乎盟誓的约束作用，那这种行为很快就会民间传递开来。
正所谓：上行下效，淫俗将成。败国乱人，实由兹起。
从前晋文公奉行节俭，衣食住行都奉行朴素，他赞赏能够安贫乐道的士人，因此文公的臣下都穿着母羊皮缝的裘，束着牛皮带来挂佩剑，头戴熟绢作的帽子。
每天从早到晚，穿着这身打扮进出晋国公宫，前来拜见文公的人数不胜数。
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是因为上位者率先做出了表率，所以臣下们就纷纷效仿他的行为。
现在，如果您打算让三桓背叛盟誓，抛弃自己的誓言，不顾神灵的约束，去处死叔孙辄。
那么，我们又何必费尽心力去驱逐阳虎呢？
我恐怕再过不久，像是阳虎那样的违背誓言背弃主君的人，将会在鲁国像是大江奔流一样奔腾不绝的出现。
当年大禹远离妻儿老小，带领族人耗费整整十三年的时间，才疏通了天下江河，使得流水归入河道，不再横流陆地、残害万民。
然而，今日仅仅只凭您一句话，便足以使得鲁国再次陷入‘洪流’。
杀一人易，断江流难。治乱罪易，逆风气难。
到了那时，您难道依然打算从腰间拔出长剑，去截断奔流的江河，去斩断已经建立的不正风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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