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先生也不必只把天下之利盯在土地上！”
“而当知道，商品交易不仅仅是便民各取所需，也是在利生产。”
“比如这鳌山烟火灯会，表面上是看费银数十万，但进城售卖各类商品者也会更多，而会增加不少商税。”
“一旦不再进行鳌山灯会烟火灯会，人流就会锐减，卖各类货物的商贾也会锐减，如此牵连，影响的就是京畿附近纸张和硝石之产量。”
“而商业上，对各关税造成的影响，只怕不逊于一次鳌山烟火灯会所节之费，且这还没论，会令多少靠此为生之手工艺者与小商小贩减收，而影响明年丁银的事。”
朱翊钧见此就自己主动又说了起来。
朱翊钧说的的确是事实。
庶民百姓的娱乐生活，基本上很难跟奢侈挂钩，毕竟自身财力有限。
哪怕是赌钱喝酒也难以日费斗金，日常就算听书看乡戏，也不过是赏几个铜板，大多数还只是吆喝一声，唱个好而已。
正因为此，来自后世的朱翊钧，因为对底层更加了解，也对奢侈消费的主力阶层是哪一阶层更加了解，也就还是不觉得禁止鳌山烟火灯会，能在崇俭上带来多大益处。
朱翊钧甚至还认为鳌山烟火灯会，能丰富百姓的娱乐生活，利于促进商业买卖的繁荣，更能让一批做灯笼的手工艺人增收。
何况，对于朝廷而言，所耗费的官帑其实并不多，本身就真的比不上举办一次大典大礼的花费。
朝廷还完全可以因为交易量增加，而通过税收再赚回来。
而真的要崇俭的话，对权贵豪绅动手还差不多。
本来大明的平民收入增加与消费规模，本身就远不及权贵官绅的消费规模与收入增加。
所以，不能只让权贵官绅们在各处勾栏与自家里挥金如土地听戏狎妓，乃至比宝斗富，而百姓连一点烟火灯会都不准看，使得百姓真的如牛马一样，而只能吃饭、生孩子与劳动，读圣贤书，而不能有娱乐。
如此，只会造成百姓精神匮乏，消费欲望不足。
这样一来，何谈劳作积极性？
何况，这样也会因此更加难以让百姓产生国家的概念，而难以意识到盛世与自己有关。
而不能让百姓意识到，大明强盛了，至少朝廷官府能让自己自己在文化娱乐上得到更大的精神满足。
这样，百姓对皇朝正统的意识也更深，而因此可以遏制邪教利用百姓精神上的匮乏，进行肆无忌惮地传播。
所以若真要限制奢靡，应该是禁止权贵士大夫豪奢，对高价竞拍名妓古玩者，课以重税。
而针对百姓适当举办一些民族文化活动，是利于让百姓有君父与国家概念的。
朱翊钧也把愚民会给邪教可乘之机，不利百姓有国家君父概念而对张居正说了起来：“先生现在觉得呢？君父，君父，难道真要让百姓只知有君，不知有父？”
张居正这时听朱翊钧这么说，身子不由得微微一颤。
而朱翊钧则继续追问道：“先生，就真的想让百姓因愚昧而易被邪教妖言利用，不知忠君之必要？”
“哪怕读了书，也因只知圣人言而迂阔到不通实务，使得将来再有强虏寇掠，而不知反抗，只知顺从？”
“哪怕读书成了士大夫，也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也只知道去翻圣贤书，找圣人求答案，而不知如何进言？”
张居正欲要解释：“陛下，臣。”
朱翊钧不待张居正解释，就抢先继续言道：“乃至君王也因为只知驭民，而不知未雨绸缪，不知一开始就要考虑为民增利，使得最后不得不走上再次改制才能救国的路，但又因为迂腐之富贵者越来越多，而改制阻力已远大于以前，也就导致越改越糟，从而速亡乎？”
朱翊钧说完后才道：“朕说句让先生不喜的话，在人欲与天理之理解方面，先生不如高拱！”
张居正听朱翊钧这么说，突然就朝朱翊钧跪了下来：“臣惭愧！不敢劝陛下以圣人之德约束权贵豪绅，而只敢劝陛下以圣人之德律己乃至驭民。”
“臣让陛下失望了！”
张居正说了一句后，就持象笏拜倒在地。
朱翊钧急忙起身扶起了张居正：“先生快别这么说！在朕心中，先生已经可堪古今难得之良师贤臣。”
朱翊钧说着对张居正又细心言道：“朕是真心待先生如师，而非是可驱使责骂之臣工！”
“故，先生不必有此想法，朕与先生既是君臣也是同道之师生，也就没有失望一说，只有学问之探讨与继承，只是朕虽敬先生，但朕更敬治国之正道！”
“所以，亦请先生理解，朕非辩驳先生，而是探讨治国之正道也！”
历史上，朱翊钧是不敢质疑张居正的。
只有张居正教育朱翊钧的份。
但这一世，朱翊钧则总是会借助自己还是君王的身份，质疑张居正。
因为现在的朱翊钧心理上没受李太后、冯保影响，而对张居正既敬且畏，所以，他对张居正是敬而不畏，也就每每在有分歧时，敢质疑张居正，乃至反向迫使张居正改变自己的意志。
到现在，朱翊钧都开始在张居正面前，拿高拱来说事了。
所以，张居正也就没像历史上一样，在朱翊钧面前特别有教育帝王的底气，乃至还有了不少对君王的畏服之心，和伴君如伴虎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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