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则在张居正奏完戚继光的事后，就沉着脸对张宏吩咐说：“将河南道试御史傅应祯的奏疏给先生看看！”
张宏拱手称是后将傅应祯的奏疏递给了张居正。
原来，在万历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就是武清伯一案被处理后不久，傅应祯就以尖刻的措辞上疏言了三事。
主要内容是要朱翊钧存敬畏以纯君德，蠲租税以苏民困，倡言路以疏忠谠。
“臣闻今岁雷震端门兽吻，地震于京师直省，不下数次……虽由大小臣工失职，曾未见陛下下修省一语，以回天意，晏然而邃无事。岂真以天变不足畏乎！要亦敬天之心未纯也！”
“以内阁考成六科，令阁臣离中枢而扰地方，此非祖宗旧事也。今不能纳科臣之谏，必欲推行，奈何甘行效失德之举，岂真以祖宗不足法乎！要亦法祖之心未纯也！”
“臣又近闻不令士绅生员议政，否则便将罢黜为民，岂真以人言不足恤乎！要亦广纳良言之心未纯也！”
“此三不足者，王安石以之误宋，陛下不可不深戒也……”
张居正一边看着傅以祯的奏疏一边在心中默念着，一边双手颤抖起来。
朱翊钧则见此言道：“傅以祯这道初本一上来，朕就没让人送到内阁，而是让司礼监留中，于今日来与先生聊聊此中内容。这傅以祯明显是把朕与先生都骂了，且是明骂朕，而暗讽先生为王安石。”
朱翊钧知道，在近代以前，北宋灭亡以后，王安石在天下人眼里就一直是奸臣的形象。
因为从南宋开始，士大夫们就把导致靖康之难的锅安在了王安石身上。
而且到现在也还是有这种观点存在的。
甚至不少。
因为明面上的确看上去是北宋王安石的改革加剧了党争，而且又是新党在北宋末年把持朝堂，加上士大夫以保守派为主，尤其是在理学大兴后很是抵触改革也就主观地把王安石逐渐贬斥为奸臣，而都选择性的忽视了徽钦二帝的责任与北宋末年为相的蔡京到底是谁提拔等事。
但无论如何，在如今的大明，说谁是王安石就是在骂谁。
也由此可见，在古代华夏敢于改革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一不小心就要遗臭万年。
所以要在古代改革得需要很大的魄力。
或许在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士大夫看来，还不如坐等底层人革命或外族入侵，然后改朝换代，而自己这些人作为精英依旧会被重用，而不应该选择去为积重难返的王朝治疗。
所以，朱翊钧不得不承认，张居正敢站出来改制，的确是付出了很大的勇气。
只是官僚集团并不会领他们的情。
尽管，张居正相比于一些更激进的改革者已经温和许多，还在希冀整个官僚集团能明白他的苦心，能愿意同他一起改制。
虽然大明官僚中还心存社稷苍生、受儒家传统社会责任感驱使且还愿意去担负这份责任感的部分士大夫会领他的情。
但这不代表整个官僚集团会领他的情，
这和北宋时期王安石的改革一样，真正愿意配合其改革的也不过是寥寥无几，大多数不过是见风使舵的。
话转回来。
因为是封建地主的属性就是趋于保守的，所以官僚集团的整体是不愿意改革的，也就才这时拿三不足思想为一种“不正确的思想”来批判朱翊钧和张居正。
可以说，傅以祯要么迂阔因为自身阶级属性的原因真信了这话，要么是真坏故意直接判定三不足思想为“不正确思想”，且以此为武器抨击改制。
所谓三不足思想，便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这是王安石变法的精神支柱，也是在他之后一些坚持改革的士大夫的精神支柱，也是曾经的儒家主流思想之一，即新学，曾与理学、蜀学并为儒学三大思想。
要知道，曾经王安石就因为新学在儒家思想领域还比较有地位，从祀孔庙的。
但在后来被宋理宗撤了出来，理由是：“王安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万世罪人，岂宜从祀孔子于庙庭？黜之！”
正因为后来理学大兴再加上从南宋开始，君主也有意识否定这种思想，所以这类思想已式微。
只是在王阳明倡导士大夫们跳出理学桎梏，叩问内心，进行独立思考后，才又出现了一批士大夫愿意追随王安石的这一新学思想。
但无论如何，到现在，这种思想还是被占据统治地位的理学抨击为邪说淫词，被视为不正确思想，故而说谁有这思想，谁以此思想教导天子，谁就是奸臣！
朱翊钧自然很想彻底复兴新学思想，至少不当被视为不正确思想。
不然，要是任由理学这种本质上就是禁锢天下所有人的保守思想继续下去，只会使华夏的思想文明相比于以前不但没有进步反而一直处于倒退阶段。
因为这种思想本质上因为发源于先秦奴隶社会，又是利于封建地主的，所以要想让这种思想主导下的社会长治久安，只能让这个社会的主体民族都有奴隶思想都为奴隶才能长治久安。
如果华夏这样下去，最好的结果就是从周边找个自带异族政权根基的胡夷当主子，这样才能保证这种思想主导的社会长治久安。
因为同族的人当主子也就是当君主，因为没有与汉族封建地主可以天然制衡的异族贵族集团，而很难遏制汉族封建地主对整个社会根基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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