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致使——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臣窃以为贿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难治也。何也？政之贿，惟惩贪而已，至于姑息之政，依法为私，割上为己，据臣所知，豪家田占天下七成，又不以时纳。黎庶以三成之田，奉文武、禄宗室、饷边军、供国用，民焉能不疲？国焉能不贫？！
今明天子垂拱而御，诸贤臣倾力相辅。假令仲尼为相，由、求佐之，恐亦无以逾此矣。所以刷新政治，壮根本之图，设安攘之策，倡节俭之风，兴礼义之教，正在此时。臣也不才，斗胆奏请整理天下田赋。其首重约己敦素、杜绝贿门、痛惩贪墨、所以救贿政之弊也；查刷宿弊，清理通欠，严治侵渔揽纳之奸，所以砭姑息之政也。上损则下益，私门闭则公室强。故惩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负者所以足国也。则官民两足，上下俱益！隆庆开元，天下归心！
这篇奏疏，是张居正革除财政弊端的宣言，说法并不新鲜，但他和别人最大的不同是，人家只说不做，他却说了就要去做！紧接着又上了一道《奏请整理田亩疏》，疏中明确提出，要求各省清理积欠田赋——嘉靖三十八年以前的积欠，一概豁免；四十二年以前的积欠，免三征七。之后的积欠，一概如数追缴。追缴不足八分，有司停俸。若是不足六分，则巡抚和巡按御史听纠，府、州、县官听调！
这就不得了了，因为有本事欠赋税的，无一不是大地主、大家族，现在张居正提出要下狠手逼迫官员追缴历年积欠，就是逼着他们向大户动刀啊！
所以此书一上，立刻在内阁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连平素不大发表意见的李春芳都说：“这未免有些操切了吧？”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国库收入，弥补岁入、岁出底巨大的差额？”张居正表情坚定道：“可以预见的是，接下来几年，朝廷要频繁向蒙古用兵，仅靠市舶司的关税银是远远不够的，还得从根本上下手，也不用去改革什么，只要能把该收的税收上来，国库才真正富足，连年用兵也支撑得起！”
“催取太急，恐怕百姓会逃亡为乱。”郭朴皱眉道。
“阁老受人蒙蔽矣！此皆乃奸人鼓说以摇上，不可以欺明达之士也！”张居正朗声道：“夫夫民之亡且乱者，咸以贪吏剥下，而上不加恤，豪强兼并，而民贫失所故也！”一针见血的点出了百姓逃亡的真正原因。继续无情揭露道：“今为侵欺隐占者，权豪也，非乃小民！而吾法之所施者奸人也，非良民也！清隐占，则小民免包赔之累，而得守其本业；惩贪墨，则闾阎无剥削之扰，而得以安其田里！如是，民且将额手相庆，何以逃亡为？”说着看看郭朴道：“公博综载籍，究观古今治乱兴亡之故，曾有官清民安，田赋均平而致乱者乎？故凡为此言者，皆奸人鼓说以摇上者也。愿公毋为流言所惑！”
张居正的目光又扫过在场众人，最后落在徐阶身上，拱手道：“皇上信任，将国事尽皆交付宰相，我辈当为国家忠虑，绝不徇情容私！以一身当天下之重，不惜破家以利国，何惧陨首以求济？！岂区区浮议可得而摇夺者乎？”铿锵之言，披肝沥胆，让人闻之无不变色。
高拱当时就击节叫好，沈默也暗暗点头，心中赞道：‘好一个铜胆铁心张居正！’
没有人能和张居正当面辩驳，因为在真相面前，一切语言都是苍白的……
然而这不代表张居正的建议会被采纳，因为真相总会被强权默默强奸。两道奏疏递上去后，前一道仅得到批示一句‘知道了’，便再无下文，后一道则直接被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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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正月，内阁的人事安排有了变动，因为起复官员基本到位，张居正和陈以勤都不再兼任部务，而只是以尚书衔专任大学士……户部尚书由葛守礼接任、兵部尚书则是王国光，吏部左侍郎由钟卿接任，因为这些官员本身，就是通过遗诏起复的，所以无需经过廷推，便可直接上任。
而内阁本身的工作，也由原先的集体统管，细化为专门负责。除徐阶仍总揽全局外，高拱分管吏部事务、郭朴分管刑部事务、李春芳分管礼部事务、沈默分管兵部事务、陈以勤分管工部事务、张居正分管户部事务。这是徐阶高调提出‘三还’纲领后，十分重要的一次践行。对于首辅来说，不再事无巨细的过问，只负责国政方针、朝廷大事，既可以摆脱揽权之名，又能从繁重的具体事务中摆脱出来，更好的通观全局，把握大政。
不过放权的是首辅，对内阁整体来说，这却是一次权力的加强，六位大学士对应六部，每人专门负责一摊，功过都要自己承担，无疑会使阁员与各部的联系更加紧密，过问大小事务更加频繁。必然要对各部堂上官的权力，造成或多或少的削弱……至于多少，就看各人的本事了。
这一系列人事安排，皆是出自徐阶之手，细细一品，里面学问不小。六个大学士和六位尚书大人配对，每一对都有不一样的‘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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