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对于商税的征收率之低，却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甚至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地步。因为，根据大明律：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之。
起因自然是由于在明朝开国初期，商业被元朝掠夺性的破坏，所以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恢复商业，宣布对大部分商业免税。帝谕户部曰：“曩者奸臣聚敛，税及纤悉，朕甚耻焉。自今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
而就算是征收，其征收的商税也很轻：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看看这句大明律，大家就知道知道是什么意思了，那就是说，只许低，不许收高于三十而取一的税率。
而大明整个朝代，其农税大概占百分之七十五左右，而盐税大约占百分之十，另外皇庄以及各乱七八糟的收入加起来，大概占了约百分之五，剩下的百分之十，就是大明的商税收入。
说个简单点的比喻吧，大明立国数十载，至那永乐年间，郑和打通了海上的贸易路线以来，而且，经由大明之初，一直轻商税，使得大明的相当一部份地百姓，都投入到了工商业贸易中，这其中，当然不乏读书人。
甚至可以说，大明的商业贸易的重磅，其实也就是掌握在那些读书人的家族手中。或者可以这么说，那些商人和士大夫阶层勾结在了一起共同致富才对。明朝，官员不可收税，太监同样你想收也收不着，而进士和举人，同样也在免收税赋的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只要你是读书人，你的家族做再大的生意，只要挂着你这位进士或者是举人的牌子，就可以明目张胆，并且合情合理的避税。
另外还有一件重大事项就是明朝海禁，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出于政治上防范日本的需要和经济上重商主义的考量杜绝贵金属外流，以及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在对外贸易上除允许部分国家或部族通过“朝贡”的方式进行贸易外，其他私人海外贸易一律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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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海禁的由来，海禁的主要对象就是是商禁，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此令于永乐年间伴随郑和航海，随着大明海防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禁令渐弛，最终曾告取消。但是，永乐年间，虽然开了海禁，却没有一个人拿出一个合理合规合法的章程来，告诉大家这海事该怎么做，该怎么贸易通商，该怎么征收税赋，这些，完全没有，以至于朱祁镇听到了罗亨信这位永乐年间就已经上班的老大臣地这番话之后，特别的无语。
一个国家，既然要进行海上贸易，居然连个章程都没拿出来，甚至于连个试行条例也没有，这也实在是显得太瞎扯蛋了点。而且，至太宗亡故之后，海贸之事，自然更加地显得安静，或者说又仿佛被大明的官员们很默契地遗忘。
总之，每年，海贸所获得的税赋收入实在是少得有些可怜，以至于让那数位大明天子都不怎么上心。
更让朱祁镇遗憾的就是，大明朝的几代帝王，都没有想到，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去考虑，根据郑和下西洋所获得的宝贵经验和实践继续推进中国的海洋事业，没有将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转变为商业化、外交化的贸易和知识国家。
徒自留下了蜗居、孤立状态的历史遗憾，否则，当重写世界历史。郑和的伟大不仅仅是传播了中华民族的“黄色文明”，同时在于他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为蓝色文明的崛起，提供了经验和技术保障。而朱祁镇真要不抓着这一契机去做的话，那他除非是穿越的时候，脑袋让门缝给夹过还差不多。
嗯，跑题了，再转回之前的话题，朱祁镇如果不是穿越者倒也还好，可他终究是穿越人士，当然很明白，也很清楚，现如今的大明朝已非是数十年之前的战火纷飞的时代，已经和平了数十载之久，大明的各个方方面面都获得了空前并且是飞速的发展。
不但农业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工商业同样如此，再加上大明朝立国以来，士大夫阶层与商人紧密地勾结在了一块，有了这一层的保护，更是让工商业以一种近乎肆无忌惮的夸张的速度迅猛地发展了起来。
公元一三六八年，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可以说是建立在废墟上，但是经历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的和平时期的飞速发展，到了现如今，大明朝的繁荣程度，完全可以用世界第一来形容。
想想后世，中华人民和共国建立五、六十年，就已经从一个近乎赤贫的国家，零九年的时候，国内生产总值世界第三名了。
而大明获得了近百年的和平发展期，并且没有什么经济制裁，更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经济贸易封锁，其发展速度难道还能够低于后世吧？
当然，就算是低于后世，但是，大明的工商业的飞速发展，却没有给国家带来更多的税收，甚至有时候还在下降，这说明什么？
而今大明朝的经贸的飞速发展，不但带动了全国各国的经济产业，同样，也让物价开始发生了变化，而国家的税赋收入，却仍旧是老样子，虽然有所增长，却增长不大，这不能不让朱祁镇重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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