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法章和宁春霖走后,刘一民对《大众日报》记者发表了公开谈话。
刘一民在谈话中指出,此次临沂事变之所以发生,根本原因在于五中全会制定的防共、限共、、溶共反动政策。由了这个反动政策,在各地的政权、武装都会肆无忌惮地制造摩擦,攻击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还会袭击的基层组织、八路军的办事处、兵站和过路人员。临沂事变只是个前奏,如果不悬崖勒马的话,还会掀起声势更大的**。没办法,中央制定了反动政策、下达了反动命令,各地的政权和武装都会闻风而动。如果谁不执行这个反动政策,就会被扣上通共嫌疑帽子,撤职、处分甚至会被关押、枪毙。
为什么会制定这个反动政策呢?刘一民分析到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抗战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阶段,日军的战略进攻节奏放缓了,蒋介石认为小不过尔尔,想灭亡中国只是一场黄粱美梦,对小的畏惧心理减弱了,对抗战前景看好了,又想腾出手来继续实行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了。第二个原因是经过两年多的敌后抗战,领导的人民武装在敌后发展壮大,根据地越来越多,已成星火燎原之势,让内一贯坚持的右派势力胆怯了、害怕了。
刘一民说临沂事变是坏事也是好事。说坏事,是因为临沂事变本质上讲是打内战,不得人心。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国共双方军队在临沂城下jī战,日军在一旁捂着嘴偷笑,天天盼着把日寇赶出中国去的老百姓们在伤心难过。说临沂事变也是好事,是因为透过临沂事变,暴lù出了政策的丑陋面目,让坚持抗战的进步力量提高了警惕、多长一个心眼。人们会说:啊!又来这一手了!
接着,刘一民再次叙述了临沂事变经过,并针对张里元的《临沂事变纪略》进行了驳斥。
刘一民抓住张里元说的进驻临沂是奉了军委会的命令,驳斥说,军委会的全称是中华民事委员会,是中国的最高军事统帅机构,处事应该公正公平。如果军委会要让山东省政府、山东省保安司令部进驻临沂,无需向张里元下命令,可以直接给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下命令,也可以直接给八路军教导师下命令。张里元是什么级别?不过是山东一个专区的保安司令,军委会越过苏鲁战区、越过山东抗战主力八路军教导师,直接给张里元下命令,于法于理于情皆不合。于法,这样越级下达命令属于法理上的程序违法;于理,越过苏鲁战区司令官于学忠和教导师长刘一民,导致上下级统属关系混乱;于情,破坏山东地方与中央的良好关系。蒋委员长下令八路军教导师配合作战时,就想起了他在教导师驻有一个通讯联络组,专司电报往来之职;要偷袭临沂了,蒋委员长就把这个通讯联络组给忘了,开始背着于学忠、背着刘一民去找名不见经传的吴化文、张里元直接下达命令了。中国成语里有一个词是专门形容这种行为的,叫“yīn谋诡计”。堂堂最高统帅,竟然对部属玩yīn谋诡计!这是中国的悲哀!
针对张里元说的在山东大肆破坏基层政权、建立政权问题,刘一民说道:不是八路军破坏基层政权,而是山东大部分地区的基层政权都垮了、逃了。日军距离济南还有几百里,韩复渠就带着他的那些师长、旅长、团长和专员、县长、区长都跑他娘的了。不是跑到豫皖苏去,就是躲到深山老林里去了。蒋委员长之所以处死韩复渠,还不就是因为他是逃跑将军么?省主席跑了,专员跑了,县长、区长跑了,马良之流又投降日寇了,搞维持会,山东的政权全部垮了,老百姓想找人组织抗日都找不到。八路军就是想破坏的基层政权也破坏不成,哪里有区公所,哪里有县政府,哪里有专员公署?想找的地方政权比找兔子还难呢?这种情况下,八路军不组建地方政权行不行?没有政权怎么组织发动民众抗日?没有政权军队的给养怎么解决,难道让部队当土匪去抢么?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才在山东组建抗日民主政权,采取的是三三制原则,也就是人占三分之一,老百姓中的抗日积极分子占三分之一,社会贤达包括人士占三分之一。而且,八路军组建的抗日民主政权实行的是选举制,比搞的独裁委任制不知道高明了多少,更能代表民意。比如张里元攻击的村级政权用黄豆选举问题,八路军是针对老百姓大多数不识字的情况采取的应急措施,虽然是一粒黄豆或者一粒玉米籽,但体现的是每一个庄稼汉的民主权利,有什么好指责的?要指责也应该指责,执政二十多年,全中国大多数老百姓是文盲,这是什么政府?与满清政府实行的愚民政策何异?现在可以请蒋委员长到八路军根据地看看,还有那么多文盲没有?八路军办的识字班、扫盲班、文化班、科技班遍布根据地每一个村庄。到底是八路军用科技文化武装老百姓的政策好,还是制造大量文盲的愚民政策好,每个人都会给出一个正确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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