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崇古山西蒲州人，嘉靖二十年进士，初授职为刑部主事，由郎中始，历任安庆知府、汝宁知府，调任常镇兵备副使，陕西按察使，官至河南右布政使。
河南右布政使是从二品的官职，此次廷推的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仅是正四品，这里已然是下降了足足三级。
只是在大明的官员体系之中，京官和地方官员早已经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体系。
京官外放地方通常是会官升三级进行任命，而地方官员想跳到京官体系不仅困难重重，而且还要降低品阶进行任职。
像昔日被外放地方的徐阶，从推官升任到正四品的江西按察副使，但被“提拔”回京亦是出任从五品的司经局洗马。
现在王崇古是地方官员，如果能够以正四品的都察院右佥事重回京官体系，实质已经算是“明降暗升”。哪怕今后不能重回京城本部任命，那亦能够在各地的督抚中调任，远比一个有品级而无权的布政使要强。
正是如此，杨博推举王崇古争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却不是要坑害这个山西蒲州同乡，而是给予王崇古从地方官员变成京官的契机，从而开启新的仕途征程。
王崇古虽然昔日在刑部碌碌无为，且因当年京察中的中下等考语而被外放，但在地方上却是拥有了一份比较漂亮的履历。
特别出任常镇兵备副使的时候，虽然南直隶常镇并不在抗倭的第一线，却是得益于胡宗宪诱杀汪直和徐海两大倭寇团伙，令到他跟随俞大猷杀了一些残倭，从而因功升任陕西按察使。
王崇古拥有一份漂亮的履历，不论是资历还是地位已然都要远胜于张伟，在杨博抛出这个人选之时，很多人都认为张伟是必败无疑了。
督抚的廷推通常推选二到三人，一个主推和一两个陪推，而这次除了通政司右通议张伟和河南右布政司王崇古，还有提学御史徐爌。
廷推的地点安排在西苑的紫光阁，这是嘉靖召集群臣议事的场所，不过他们选择的是偏殿。
除了户部右侍郎兼仓场总督黄养蒙在通州城没有到场以及吏部左侍郎董份已经离京前往山东，有资格参与此次廷推的二十三位官员陆续到场，参与此次的会推大典。
跟着往朝天天早朝能够相见不同，现在这么多大臣齐聚一堂，却是一次难得的相聚，不少官员已然相互热情地攀谈起来。
同年、同乡和旧僚早已将彼此紧密地相连。像兵部尚书杨博和刑部尚书黄光升是同年，吏部尚书吴山和工部尚书雷礼是同乡，户部尚书严讷和礼部尚书李春芳是旧僚。
尚书一级的关系都能相互如此亲密，下面的侍郎和通政使等三品官员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致使大家很是热切地攀谈起来。
内阁大学士徐阶和袁炜二个人亦是到场，不过他们并不会参与廷推，只是过来旁听。按着惯例，主持地方督抚廷推的官员是吏部尚书。
虽然内阁阁臣的地位不断拔高，到了本朝更是出现了严嵩这种“独相”，但大学士在明初仅是正五品的官员，根本没有参与的资格。
在这个讲究祖制的时代，哪怕内阁首辅的权柄足够大，但他们亦是要遵循这个传统，故而内阁大学士不参加廷推成了惯例。
当然，虽然他们不直接进行参与，但徐阶作为徐党的党魁，加上他是廷推结束和皇上相连的纽带，很大程度地影响着最终的结果。
在这个偏殿中，早已经准备好相应的椅子，众官员则是纷纷入座。
明朝是一个很注重仪式感的国度，在祭祀云雨风雷岳镇海渎山川等神派遣武伯爵，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则派遣公爵，而祭祀太庙或孔圣人则是非朝中重臣不可。
廷推原本有坐推和立推两种，却是以“立推为尊，坐推为卑”。
只是到了本朝，内阁、尚书和部分侍郎及重要总督的任命权则在牢牢地掌握在皇上的手里，采用的都是“特旨”进行任命。
现在留给官员廷推都是不甚重要的官职，参与廷推的每个官员的地位都比所推选之人地位要高，自然采用的都是坐推了。
吏部尚书居左而坐，两位阁老则是居右旁观，其余官员则是分列两旁。
五位尚书和左都御史并不存在固定的排序，户部尚书严讷和礼部尚书李春芳都已经是准阁老，但坐在第一位的则是兵部尚书杨博。
对此，很多官员却是暗暗地交换了一个眼色，默默地观察着事态的发展。
按照以往的惯例，坐在第一位的则是资历最高的工部尚书雷礼，其出任尚书已五年有余，是最高资历的老牌尚书。
不过杨博是嘉靖八年的进士，且似乎将他在地方挂职兵部尚书的任期亦是算上了，却是当仁不让地坐到了首座之上。
众官员看到工部尚书雷礼脸色平静地坐在第二个位置，而上头的两位阁老都没有选择吭声，亦是权当没有瞧见般。
只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个杨惟约是持宠而骄，已然是要借此标榜自己才是阁老之下第一人。
林晧然虽然资历尚浅，但终究是礼部左侍郎。由于任命在户部左侍郎马森的前面，故而他亦是位居马森之上，前面则是别外三位六部左侍郎，地位已经是位居第十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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