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四运动以来，胡适的表现都是谦谦君子。被人当众挖苦唾骂，他也能笑脸以对，而此时终于失态骂了脏话。
周赫煊终止了与陈光甫的对话，回头问胡适：“适之兄，你还主和吗？”
胡适死盯着那些大屠杀照片，摇头道：“抗战犹有一线生机，求和必然万劫不复。四万万国民，若是举手投降，则悉数沦为待宰之羔羊。”
“很好，你终于想通了。”周赫煊欣慰道。
后世骂胡适的人很多，原因即为主和。然而主和者并非胡适一人，学术大牛陈寅恪和吴宓先生，他们在抗战初期也是主和的。
在学术界，这份主和名单可以排很长。比如北大校长蒋梦麟、北大法学院教授周炳琳，还有蒋廷黻、陈之迈等等等等，那是数也数不清。
而国党的高官群体当中，汪兆铭、孔祥熙、张群、居正、于右任、陈立夫、阎锡山、徐永昌、王宠惠、陈布雷、魏道明，这些人要么主和，要么倾向于妥协。
你敢相信？大名鼎鼎的陈寅恪先生，曾亲口说过这种话：“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
这两句出自吴宓先生的日记，是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七天，两人饭后散步闲聊时说的。陈寅恪认为，拱手让出华北而求和，还能保住华南以偏安，将来或许可以渐渐恢复国土。若战则全局覆没，中国永亡矣。
以至于常凯申在南京沦陷后，在日记当中感慨道:“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投机取巧者更甚……近日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
在军令部长徐永昌看来，公开主和者其实有限，更多的是隐性求和者。因为公开主和会被骂汉奸，所以官职越大、权力越盛的人，往往口是心非，高呼抗战而倾向妥协。
甚至在徐永昌的眼中，拥有军事实力的地方首脑，在刘湘病逝以后，只有共党和桂系才是真正的主战派，其余皆心怀叵测。
所以在抗战之初，常凯申是非常孤立的，靠着乾纲独断才把中国拉上了抗日的战车。
正因如此，汪兆铭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从1938年冬开始走上公开求和的道路。他觉得自己能一呼百应，然而真正的实权人物却不跟着他混，身边追随的尽是些政治失意者。
当时的舆论风向是：战败可谅，言和有罪。
对于汪兆铭的“艳电”，虽然有无数人破口大骂，但却不乏同情和共鸣者。因为他们也是这样想的，只是汪兆铭当了汉奸，而他们不敢当汉奸而已。
即便到了1939年夏天，这种军政官僚整体趋向于妥协的情况都未改变，国党中央党务秘书王子壮在日记中写道：“……凭心论之，目前能以支持大局，坚决不挠者，亦似只有彼（老蒋）一人。自余之文武大员，心盼速和而不敢出诸口者，比比皆是，终以蒋先生之威望，不能不绝对服从，忍耐痛苦，坚持到底。汪先生之离变，正为一般有知识者之代表。”
我们以前揭了常凯申许多黑底子，但实话实说，老蒋对抗战的贡献非常巨大，即便他各种微操作坑害队友。他身边的那些军政大员，十有八九都想着赶快议和，老蒋通过独裁手段生生压了下来。
这也是即便到了抗战后期，还有很多热血青年支持常凯申的原因，他们认为唯有英明领袖独裁才能抵抗到底。
可想而知，现在丢了广州，武汉马上也要弃守，中国疆土沦陷近半，那些军政大员的士气该有多低落。有人甚至认为，中国能够坚持一年而不速亡，那是因为日本还没有来真格的。
陈寅恪就更悲观了，直接在诗里来一句“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断恐待来生”。他把中国比作南宋和南明，认为抗战胜利是不可能的，收复华北只能等到下辈子了。
你自己悲观倒也罢了，为什么偏要写成诗歌，让这种负面情绪影响更多人？
后世有本描写文人南迁的书叫《南渡北归》，书名便是引用于此，但未免有些不合适，文人们并非一个个都像陈寅恪那么悲观。
倒是陈寅恪的父亲更有文人风骨，在平津沦陷后，陈三立先生坚决不愿投日，绝食五天，忧愤而死。
当然，咱们也不能把陈寅恪往死里批判，他只是悲观消极太甚，爱国之心还是有的。至少陈寅恪在香港的时候，两次拒绝日寇的威逼利诱，辗转跑去西南大后方当老师。
陈寅恪的思想和行为很矛盾，但又能代表很大一部分文人。他对时局既悲观又失望，还写诗埋怨老蒋的抗战是独夫行为，把国家前途当做赌博来孤注一掷。面对日寇40万大洋的利诱，他又能冒死两度拒绝，跑到西南的穷乡僻壤去过苦日子，并饿着肚子一边教学一边做研究。
胡适的选择又不相同，他在抗战初期，跟陈寅恪的想法一模一样，其后迅速完成了思想的转变。
或者说从未改变，胡适一向是“实干派”和“悲观派”。
七七事变以前，胡适上蹿下跳搞求和，多次请命担任中国驻日大使，要为中日两国的友好贡献力量。一看战争已经无法避免，胡适又上蹿下跳，多次请命担任中国驻美大使，想要说服美国介入中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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