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斯福上台之初，就已经有了清晰的远东外交路线，并且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贯彻执行，这条路线叫做——援华制日！
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不假，但也是美国在亚洲最大的竞争对手。所以对罗斯福来说，日本人的钱要赚，但中国人的忙也要帮，不能跟日本撕破脸，也不能让日本肆意做大，更不能让中国彻底完蛋。
有些史学家如此概括美国的援华过程，即：道义性援华（1931年—1937年）、象征性援华（1937年—1941年）和实质性援华（1941年—1945年）。
当然，对于美国何时开始实质性援华，史学界也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有些认为从1938年底的桐油借款就开始了，有些认为应该以1939年欧战爆发为标志，还有些认为时间应该在1940年（德意日正式签订同盟条约）。
特别是在苏联对中国进行援助贷款以后，罗斯福倍感外交压力。他害怕继续拖延对中国的援助，会把常凯申推入苏联的怀抱，这也是桐油借款得以签订的原因之一。
但不论美国政府从什么时候开始实质性援华，在美国民间，援华行动从淞沪会战结束就有了。
美国民间援华的主力有两种，一种是学界力量，一种是教会力量。
先来说学界，美国许多文化人也是有正义感的，比如已经入了美籍的爱因斯坦，就带头在科学界掀起了援华运动。
还有些则属于明白人，看清了局势的真相，比如历史学家惠特尼·格里斯伍德和威廉·约翰斯顿，以及中国专家弗雷达·阿特雷，就强烈谴责美国商人的对日贸易，认为这是在援助美国在亚洲潜在的敌人。
而托马斯·比森则指出：“日本的侵略直接威胁到美国在华利益，而美国商人却在帮助日本建立他们的帝国。”
学术界虽然影响力很大，但执行力却不足，他们顶多呼吁捐款，然后写文章骂几句而已，美国的教会力量就要更强得多。
美国人民对中日战争的了解，最初并非来自记者，而是来自于传教士。
因为在30年代，被派往亚洲的美国记者，大都是在国内难以谋生的年轻人。他们缺乏工作经验，很多事情难辨真伪，而且这些记者大部分居住在日本。中日战争爆发后，少数居住在中国的记者也离开了，因此传回美国的消息就更少。甚至，还有一些年轻记者被日本忽悠，或是被日本收买，竟然写文章帮日本人说话。
相对于驻华记者，美国在华的传教士则非常多。当时美国几乎所有社区，都有一座以上的教堂，而每一个教堂，又会资助一个或几个传教士在国外工作，这些传教士大部分都被派去中国。
在中国的传教士们，每年都要向资助他们的教堂邮寄大量信件，从而使更多美国民众了解中国状况。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就是被传教士们传回美国的。他们不但给教堂写信，还给家人和朋友写信，详细介绍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
在一般情况下，对于战争暴行的报道，会被视为有意识的敌对宣传。但鉴于传教士的特殊职务和作用，那些由传教士传播的信息则被看成是事实。
于是，关于日军在中国的暴行，被传教士们发回美国后，立即在一个又一个社区口口相传。而美国教会也站出来，强烈谴责日本的反人类行为，并督促美国政府立即停止对日贸易。
加之日本飞机又轰炸了美国军舰，引起美国民众极大愤慨，多方面原因集合到一起，便催生出美国人民抵制日货的浪潮。
仅在中国全面抗战的第一年，日本卖到美国的商品年度总额，就由2亿4百万日元下降至1亿5千万日元，跌幅达到了26%。这是非常恐怖的数据，并且情况连年加剧，导致日本逐渐丧失美国市场，日本财政也因此雪上加霜。
……
纽约。
周赫煊带着于珮琛前去拜访两位传教士，至于费雯丽，则留在好莱坞那边没跟过来。
走在半路上，他们突然看到有一支数百人的游行队伍，人们高举着“抵制日货”、“反对暴行”、“维护正义”、“对日绝交”的标语。在队伍前方，还有许多穿着教会服装的人，正在沿途发放宣传单。
一个穿着时尚的贵妇刚下车，就被教士拦住发传单说：“美丽高贵的太太，请你不要购买日本丝袜。你购买的每一双日本丝袜，都是在向恶魔提供支持。那些恶魔正在遥远的东方大肆屠杀，他们杀害无辜的平民，甚至杀害孕妇和儿童。这是上帝所不允许的，这是对上帝的亵渎，他们必将下地狱！”
贵妇有些被吓到了，接过宣传单连连点头：“好的，我不会再购买日本丝袜。请你让一下，好吗，我还要去给丈夫买生日礼物。”
游行队伍越来越近，于珮琛高兴地说：“先生，你看到了吗？好多美国人支持中国抗战！”
“看到了，这些美国人理应获得尊重和敬佩。”周赫煊点头说。
事实上，周赫煊很怀疑那个教士的出发点，别的商品不提，偏偏侧重于抵制日本丝袜。这里面没有美国丝袜商的支持，打死周赫煊都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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