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要吃粮食的小偷儿。
潼关上上下下屯遍粮草，为保住这些粮草，关上旗军拿出看家本领，用国战般的手段来对付蜂拥而至的老鼠。
佛朗机大炮、猛火油柜、万人敌、混江龙、飞礞炮，全都轰轰烈烈地打出去。
但这座为防御恐怖直立猿而建造的雄关，在阻拦这些灰扑扑的小家伙方面并没有什么奇效。
鼠群轻而易举地填平了护城河，在城墙下叠出一层又一层的尸首，穿过毒火猛油蜂拥登上城关，在关城内外走街串巷，把身上的跳蚤散进水井、屋舍、仓房。
瘟疫随之肆虐，仅仅九日，阵斩指挥一名、旗军八百，放倒军民无算，瘫痪整座关城。
康尧民也在那个时候死了，死状极惨，头颈腋窝疙瘩溃破，咳吐像烂西瓜一样的血肉，身上被污染的衣裳都被扒光烧了，尸体扔在地上，连张裹身草席都没有。
跟同一时间倒毙的大多数人一样，也跟那些横死街头的老鼠没什么两样。
短时间大量人口死亡，更多人患病，苟延残喘的城关已经没有余力在意尘世间的繁文缛节。
一副棺椁被塞进一家三口甚至兄弟四人的情况屡见不鲜，新打制的棺椁赶不上死去的人，甚至后来棺材匠也死了。
人们先用草席，后来用帘子毛毡和被褥，当这些东西也随之告罄，每个离开人世的死者都像来时一样，干干净净。
实际上康尧民的情况算好的。
受他节制的西安左卫四百旗军早在与鼠群交战中崩溃，所幸他身边还有从家里带出来的家丁亲信料理后事。
两名染病后尚有行动能力的家丁，给他在城里挖了座坟，其实就是大坑里的小坑。
因为干旱，潼关城角的水池成了烂泥塘，在瘟疫袭来之后，那里又成了乱葬岗。
家丁在那挖地三尺，给他们搞了个容身之处，可惜坟坑还没挖好，挖坟的两名家丁也没了力气，只能草草将他和几名病死的家丁推进去。
只是埋两抔黄土的功夫，俩家丁吐血死了一个，另一个则拔刀抹了脖子——坑里地方不够，他实在没有力气再给自己掘出一座坟了。
死后第三天，康尧民在尸堆里醒了过来。
这种情况很常见。
毕竟这个时代人们的检测手段是脉搏和鼻息，身子弱的人一下没撑过去，进入假死状态，两样生命体征没了，没了就等于死了。
但并不是没有醒过来的可能。
所以才有人死了不埋，要停灵几日再入土为安的习俗。
放那儿再看看。
而潼关卫面临的情况，则比平时更复杂一点。
上万军民挤在关城里为保护粮食，跟鼠群殊死搏斗，瘟疫过了潜伏期大爆发的第一时间就把指挥链击碎。
把脉的医师都死个球了。
人走着走着倒在地上，就等于没了。
康尧民依然在发烧，甚至因为溃破伤口接触泥土和污水，比之前烧得更厉害了。
但他还活着，脖子、腋窝和股间的肿块也比早前小了点，不过他也不能确定这是不是因为伤口溃破，污血流出来的缘故。
来不及因为家丁死去而悲伤，更没有办法为潼关遍地尸首难过，康尧民跌跌撞撞回了官署。
而直至此时，潼关守军仍在战斗。
掌印指挥死后，潼关卫没了官方意义上的指挥官，只剩下一堆没实授的世袭指挥使。
这里面以指挥使张尔猷最为刚强、广有人望，其人擅骑射搏战，在马背上是万人敌的猛将，却不幸也害病发起了高烧，难以理事。
倒是另一名年过六旬的指挥使盛以达，在瘟疫袭来之后，抓住了第一次爆发与第二次爆发中间的空窗期，命卫所军户发给汤药、禁止聚集、洗晒被褥、开窗通风、熏艾沐浴，同时也祭祀辟邪，在家家户户和官署门口贴符避瘟。
主打一个有用没用，全都用上再说！
俗话说人老成精，盛以达六十多岁，啥没见过？瘟疫来了别的不说，先把这些必须要做的准备工作都做了，再说细细分析的事儿。
潼关盛家，在有明一代的世袭指挥使里，非常特殊。
他们家特殊在于卫所世职出身，却以文耀宗，凭科举显贵。
两代人，出了一个都督同知、一个副总兵、一个京营参将、一个指挥使，同时还有父子两进士，先后做侍郎和尚书。
指挥使盛以达的父亲盛讷，在家里排行第三，长兄承袭指挥使，后来升任南京前都督府同知；二哥考了武举，在京营做参将；他则考了进士，官至吏部侍郎，死后赠礼部尚书。
眼下指挥使盛以达是盛讷的长子，他几年前过世的二弟盛以弘则同样考取进士，官至礼部尚书。
所以盛家眼下文化人很多，后辈不仅有擅长弓马骑射的武学生，也有很好几个秀才。
盛以达很清楚，他的这些部署对这次的瘟疫，没用。
因为除了祭祀贴符这种谋求心理安慰的伎俩，其他对策，都是过去针对四时疫的。
所谓四时疫，其实就是变化季节时的流感。
古人并非对传染病缺乏认识，恰恰相反，因为医药手段、对病毒的认识都没有后世那么发达，所以对传染病的印象才更加深刻。
只不过当时人们使用的是另一套口径，不叫传染病，就叫疫。
疫，本身的意思就是民皆疾。
它由病字旁和殳组成，殳是先秦时期军阵兵器，当时青铜还很贵重，普通国人大多使用木棍作战，只有战车上的贵族使用青铜器，这种在木棍上带有青铜箍和三棱矛头的兵器，是当之无愧的杀人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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