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庸关外，沈溪所率兵马正在缓慢进兵。
沈溪一点儿都不着急，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想过驻兵宣府城，在冷静判断清楚形势后，他要做的仅仅是让鞑靼人将注意力放到自己这路援军上，分散鞑靼围攻宣府城以及周边关隘、城塞的兵力。
而沈溪的计划，是在行进到半途撤兵回居庸关，利用谢迁和刘大夏为他争取来的兵马，以内外长城间的缓冲地带，跟鞑靼人缠斗。
在沈溪看来，当年土木堡之变不可谓不惨烈，大明天子御驾亲征的兵马几乎全军覆没，甚至连皇帝都做了阶下囚，不得不临时更换皇帝，到最后大明依然赢得了京城保卫战的胜利。
或许是有于谦等名臣的功劳，但是也不得不提到大明的根基，正是因为大明上百年的雄厚底蕴，再加上草原人不善于攻城，所以大明最终赢得了战争。
眼下的情况，虽然西北遭遇惨败，但形势绝不会比土木堡之变后的大明更严峻，沈溪觉得鞑靼人没道理会成功。
所以沈溪这次出兵，非常自信，他带上八十门火炮并不是为了能对鞑靼人造成重创，或者说在战场上力挽狂澜，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打算当出头鸟，只是为了壮壮声势，同时应对一些突发状况。
随着年龄的增加，沈溪变得越发老谋深算，出兵时就已经做好撤兵的准备。
但沈溪也知道战场上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还是做好了苦战的准备，所以在行军途中，他把一百多名从居庸关抽调的炮手集中起来进行训练，以便做到拉上战场就能熟练开炮。同时，沈溪还从近六千官兵中，选出有火铳击发经验的五百人，让他们熟练掌握佛郎机火铳的使用技巧。
最后，沈溪还从两千多民夫中，抽调出两百有过工匠经验的，按照他的指导生产佛郎机火铳的子弹，虽然产量低得惊人，但总好过临时无枪无炮可用好。
行军途中自然没办法生产，所以每天扎营都很早，这也是行军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在沈溪想来，苦战的情况应该不会出现，大不了在没有进入宣府前就撤兵，别管鞑靼人来不来，先撤走总之没错。
沈溪可以说是把方方面面的情况都想到了，但这次他还是大错特错，因为很多事并不会按照他的设想来进行。战场上，任何计划都可能赶不上变化快，否则也不会有“纸上谈兵”的说法存在了。
沈溪是个心思缜密之人，他怕自己传递的情报无法及时发送到京城或者是刘大夏手中，早在从居庸关出发前两天就已通过急递铺发出急报，而且一次就发出几份，表明此事的严重性。
沈溪甚至以私人的名义，给谢迁去信，让谢迁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
至于刘大夏那边，沈溪作为延绥巡抚没资格差遣三边总督协同他做事，他只是说出自己的判断，如果鞑靼中军主力在西北长时间隐没的话，一定要派兵回防大同，协同宣大总督防守宣府，防备宣府成为鞑靼兵马南下的突破口。
沈溪发出警告后，满心以为自己等着援兵就行，先优哉游哉去宣府城周边走一圈便撤兵，等鞑靼人展开追击，将战线拉扯到居庸关，战事就会从鞑靼人的偷袭转而变成僵持……
可惜，如今随着京城中弘治皇帝朱祐樘再次病重，朝臣以及将官的一致态度就是——这场战争还是别打了，就此为止，最好鞑靼人能自己撤退，如果鞑靼人不撤，等着他撤即可，只要鞑靼人不主动挑衅。
因为宣府镇并不在三边总督管辖范围内，而如今领“提督宣府、大同、偏头、宁武、雁门，镇巡等官悉听节制”，也就是俗称的宣大总督的史琳，年老昏聩而且性格中庸，跟刘大夏间并不互相统属。
刘大夏撤兵到太原镇管辖的宁武关，实际上已经跟史琳的职务发生冲突，刘大夏不想自找麻烦，跟史琳对着干。
当沈溪缓慢进兵时，京城的谢迁率先收到沈溪的私信。
沈溪以延绥巡抚这样外臣的身份，给京城的内阁大学士写信，本身不合法度，但沈溪也是迫于无奈才跟谢迁说明情况。
信是直接送到谢迁府上，这几天谢迁比较忙，但却没有发现沈溪之前上奏关于西北鞑靼人动向的奏本，至于奏本是被刘健或者李东阳票拟后送去了司礼监，还是在哪层被压了下来，谢迁根本不知晓，他也是在看到沈溪的信件后才知道有这么回事。
“这小子，尽给我找麻烦，西北太平无事，非要说鞑靼人要攻打宣府，捕风捉影也不至于到如此地步！此事关系重大，若鞑靼人真有意攻打宣府，为何不是宣府镇的奏报，而是他的进言？难道这小子又是在别的什么情报中，找到蛛丝马迹？”
谢迁看过信之后，心中带着诸多不解，不是他不信任沈溪的判断，而是最近他实在不想自找麻烦。
弘治皇帝再次病重，多日没有上朝，这会儿鞑靼人非常配合，西北没有战报传来，谢迁听司礼监掌印太监萧敬说，平日他只需早晚跟朱祐樘汇报一下西北是否有事便可，朱祐樘不会关心，更不会碰下面的奏本，以至于所有朱批都是司礼监独立完成，就算朱祐樘不在，大明朝廷也没乱，这是让谢迁倍感欣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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