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溪才学好那是有目共睹，否则也不会连中解元、会元和状元，这可以认为是“天分使然”，有天分的人可以学上一年便可当别人两年、三年甚至五年；沈溪在福州杀宋喜儿连眉头都不皱一下，是他知道不能纵虎归山，这可以用性格果决来解释。
唯独沈溪处事圆滑不拘成法，没有少年郎的刚愎自用和嫉恶如仇，是刘大夏不能理解的。毕竟一个人老成的心态需要岁月的沉淀。
这时帘子后面走出一名四十多岁的中年官员，问道：“尚书大人，与陛下的奏本不知该如何起笔？”
刘大夏自己便是翰林院庶吉士出身，虽然在兵部履任多年，性格变得豁达耿直，若他再年轻几岁，眼里绝对揉不得沙子，高明城这种大贪官自然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可现在刘大夏身居高位，朝廷上下都在注视着他，若他不能在黄河大水一事上给朝廷个交待，又或者引发民乱，可能刚到任户部尚书，就将面临撤职。
“刚才玉娘的话，你听到了？”刘大夏问道。
“是。”属官恭敬回话。
刘大夏道：“就按玉娘所述写奏本……沈修撰的意思，暂且不提各级官员贪赃枉法之事，单只彰显地方官员救灾之功。今夜前务必将奏本完成，明日上朝我会亲自向陛下进言。”
属官唯唯诺诺，遵命而行。
这时候属官心中非常不以为然，弄不明白刘大夏为何会采用沈溪这种非常不合理的方法向弘治皇帝呈奏，若弘治皇帝有心要一查到底，替河南、山东等地官员开脱的刘大夏要担不小的责任。
但其实只需转变个思路，刘大夏如此做却是在为弘治皇帝担责，正是因为朱佑樘识人不明，才令高明城和一众赃官为任一方，在朝廷侧重治河与赈灾的情况下，大批钱粮被调往黄河中下游省份，不能洁身自好之人岂能安守本分？
刘大夏如此做，是代天子文过饰非，属于不得已之举。
第二日一大清早，刘大夏刚到户部衙门便拿着属官草拟好的奏本，亲自抄写了一遍，然后揣在怀里进宫。
事关重大，这份奏本并不会走内阁这条路，而是直接由刘大夏带进宫面圣，请求天子圣裁。
在治河赈灾这件事上，刘大夏不单纯是户部尚书，他还是行钦差事，直接对弘治皇帝本人负责。
从刘大夏去宣府治理军饷开始，他做这种事已经驾轻就熟，文武大臣都知道刘大夏深受弘治皇帝器重，这个人很不好惹。
刘大夏刚到宫门口，就遇到李东阳……李东阳分明是特地在他进宫的路上等候。
“刘尚书，真巧啊。”
李东阳作出一副碰巧遇见的模样，老远就向刘大夏打招呼。
虽然李东阳贵为大明内阁次辅，但论年岁和资历，尚不及刘大夏。
二人见礼后一同进宫，李东阳沿途开始套刘大夏的话：“……记得弘治六年，张秋镇黄河决口，陛下曾派刘尚书亲往治河救灾，刘尚书调度有方，灾患迅速平息，治理河道也多有建树……刘尚书于朝廷和陛下都有大功啊……”
刘大夏侧目看了李东阳一眼，要说他们一个是内阁大学士，一个是六部尚书，同为天子肱股之臣，获得的弘治皇帝的信任一般无二，可刘大夏却听出来了，李东阳并非只是为了跟他扯这些陈年旧事。刘大夏是个直肠子，径直问道：“宾之这是想问我，陛下会派什么人到河南、山东主持救灾事宜？”
刘大夏跟李东阳的关系算不上好，但也不算糟糕，到底同殿为臣，彼此知根知底。李东阳笑着摆摆手：“我可没有此意，刘尚书切莫误会。再者说了，陛下要派何人去，并非我等能干涉，怕是陛下心中早有人选，这个人选，应是再恰当不过。”
刘大夏稍微想了下，皇帝要派人领皇差去赈灾，朝廷上下谁合适？
照理说，从地方或者六部抽取要员较为妥当，当初刘大夏领弘治皇帝旨意去治河时，不过是“诏选”，当时他正在浙江担任左布政使。但刘大夏却想到一个人，就是来京城告御状的河南右布政使王琼，满朝上下，对黄河脉络源委及古今变迁、水患和人情世故最为了解之人，怕是没人比王琼更为合适。
但问题是，王琼是来京告御状的，弘治皇帝可能会派他回去治河赈灾吗？
刘大夏问道：“谁？”
李东阳笑了笑，并不回话，反而问道：“却不知刘尚书呈递陛下的奏本，准备追究谁的罪责？”
拐弯抹角，李东阳的问题又回到刘大夏怀中的奏本上。
刘大夏听了这话觉得有些疑惑，直接问治谁的罪，就好似李东阳要故意为某些人开脱一般，我说治谁的罪，你还能从奏本上把名字给划去不成？
可刘大夏到底不是初入官场，他仔细一想便明白了，李东阳这是在提醒他不能治任何人的罪。
否则皇帝的过失谁来兜着？
就不论弘治皇帝识人不明，单就朱佑樘登基后，黄河连年发大水，这似乎是上天的惩罚，皇帝都是要沐浴更衣祭天告罪，舆论也认为，这是上天对君主德行有失的警告，让皇帝必须修省自身，施行仁政。
刘大夏沉声道：“我自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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