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程朱理学相反的是被誉为后五百年唯一圣人的王阳明。
对王阳明，朱瞻基是很崇拜的，因为他就是一个明朝的孔子。
但是不得不说，王阳明的学说，其实是海市蜃楼。
王阳明的心学凝成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他认为格物便是立明本心，为善去恶，知行合一。
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所以说他是圣人。
但是，又有谁还能做到跟他一样呢？
一个也没有！
因为他的学说，他的思想，要求太高了。除了他这个圣人，其他人都做不到。
所以他的心学并不符合现实，他死之后也就直接没落了。
以人的思想作为根基，是没有现实基础的，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永远在变化。
“但是……”
众人听了朱瞻基还在点头，一听但是立刻又觉得大事不妙，太孙要放炮了。
果然，朱瞻基又说道：“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仍然将格物的方向主要放在了人心上，学术上，而不是更重要的物上面。对学术的研究，真的就比研究水利更高尚吗？不，我不这么认为。明其学术之理，造福不过是一小部分人，但是治理水利之功，却能造福千万人。”
这话如果是在其他场合说，朱瞻基肯定会受到无数指责。
但是现在，他面对的是工部官员，所以大部分人只会感到感动。
那位一直在水利事业上贡献了自己大部分人生的宋礼，听到朱瞻基的如此评价，先是震动，再是感动。
虽然已经五十四岁了，但是他依旧激动地老泪纵横，双手长揖，躬身喊道：“臣得太孙如此之评，虽愧不敢当，但死而无憾！”
在这个人心淳朴，士为知己者死的年代。他一个五十多岁的二品大臣，以长揖相拜，虽然口头上话没有说出来，但是态度已经表明了一切。
对此，朱瞻基是格外满意的。
他知道自己的学术不足以改变世界，他最多也就能跟他的曾祖，跟他的祖父一样，利用武力征服这个世界。
想要改造世界，需要的是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前世他曾经捐助过多所大学，对大学的出现，他也做过一些研究。
东方的国子监也好，太学也罢，不过都是为皇帝服务的专门机构。在这些学校里面学习的知识，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皇帝服务。
这跟西方的大学是完全不同的。
西方跟东方一样，在开始的阶段，技术的发展虽然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但是科学在其中并没起什么作用。
以造船为例，船帆和索具不好用，就改进；炮舷窗不灵活，就尝试安装灵活机动的炮车。技术是逐步改进完善的，经验是实践积累的。技术和工业仍同古罗马时代一样，与科学没有联系，既没向科学贡献什么，也没从科学得到什么。
早期的大学没有把科学和技术作为追求目标，主要培养牧师、医生、律师。
自然科学设在文学院，主要课程是逻辑学。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分析方法是研究任何问题的工具，这是跟东方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的一点。
逻辑学的研究和应用，是促进整个欧洲科学发展的基础。他们的神学虽然对科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压迫，但是他们的神权大于王权，也让整个社会的发展，不是以皇室的利益为主要目的。
最开始的科学当时仍属哲学范畴。《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充满了哲学意蕴，读过此书的人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一个宇宙形象：一部神奇而完美有序机器，行星转动如同钟表的指针一样，由一些永恒而完美的定律支配，机器后面隐约可见上帝的身影。
牛顿证明了科学原理的真实性，证明了世界是按人类能够发现的机理运行的。把科学应用于社会的舆论开始出现，人们期待科学造福人类。
甚至牛顿在论述流体力学时也轻描淡写了一句“我想这个命题或许在造船时有用”。视科学为有用知识的弗朗西斯培根对此作了理论提升，提出“知识就是力量”。
但是科学在在科学革命的同时并未发生技术革命或工业革命，印刷机、大炮、炮舰一类的发明未借助科学。
除了绘图学，没有任何一项科学的成果在近代早期的经济、医学、军事领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所以，科学也只是工具，不能盲目迷信。
真正的科学促进社会发展，要到十八世纪以后了。那个时代，科学理论形成了完整的生态循环圈子，在逻辑的作用下，科学技术的应用，从实用性，适用性，才开始逐渐走向应用性。
但是一直到新世纪，仍然还有许多东西，是科学解决不了的。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点最主要的就是——逻辑学。
这是西方发展的基础，也是他们领先东方的基础，朱瞻基只需要把这一套，带入东方的教育体系，那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他想要在自己的农庄修建研究院，就必须要依靠工部的人员。而想要让这些人员按照他设定的方向发展，除了行政命令，技术推广，奖惩措施，这些方法，更重要的就是建立符合大明实情和基础的逻辑课程。
这个时候，能获得宋礼他们这些工部大佬的支持，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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