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木屋消失了，连同一起消失的还有懵眼叔叔，这片树林又恢复了它千万年来的静默。只有山风依旧不息不止地年年吹过，偶尔还有鸟儿在这里飞翔、跳跃和欢唱。不远处的铁轨上、高速公路上，呜呜的声响，穿越山林、追逐时光，不绝如缕，倏忽而来，又倏忽而去。
六、哑巴
村里的老人常说，十聋九哑，大凡是先天耳聋的，基本上都逃脱不了成为哑巴的宿命，我们村里把这些人称之为天聋地哑。细细回想我们村里的这几千号人，我好像听说过有天聋地哑的存在，但因为难于接触，更难于交流，这与我爱搞笑，喜热闹的性子有些格格不入，所以我对这些可怜的人竟然没有留下丝毫的印象。哑而不聋，他们除了与人的语言交流存在障碍之外，好像与常人没有什么不同，假如他们紧闭上嘴巴，你必定发现不了他们就是我们村里人嘴上叫喊着的残废。
在村子里窜来窜去，我有幸或远观，或近距离接触，在许多人视他们为无物的时光缝隙里，耳闻目睹了与他们密切相关的许多悲喜往事。甚至在莫名和宿命中，我还与这些看似与正常人毫无二致的哑巴们有了交情，成了能够呀呀交流的朋友。
最让人觉得造物主不公和心痛的，是那个智力低下的哑巴。他嘴巴里除了呀呀呀的乱吼一通之外，还常年口水、鼻涕直流，一副白痴弱智的痴傻模样。他比我大五六岁，按辈分却比我小一辈，是我堂兄的大儿子，我记得他好像曾经有过名字，似乎是叫明小冬，却不清楚究竟是冬天的冬还是东方的东。小冬哑巴一共三兄妹，妹妹叫明小夏，比我大三岁，是我的同班同学，最小的是个弟弟，叫明小丘，比我小两岁。他妹妹在夏天出生，如果按照妹妹的名字推测，小冬哑巴应该是冬天的冬。他弟弟出生于秋天的收获季节，听大人说，他母亲当时站在田埂上看大家割稻子，一阵肚子痛，便跑到旁边小山丘的树林里去了，大家都以为她去树林里拉尿去了，没想到，五分钟不到，树林里就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在田里忙活的几个妇女赶紧洗干净手跑了过去，七手八脚的把产妇和婴儿弄回家里去。当时我堂兄也在田里干活，一身的泥巴，脸上却是畅快的大笑。那时，大家都知道小冬是个残废，后面添的又是个妹妹，堂兄的高兴是发自肺腑的，望着那低矮的山丘，当即就定下了明小丘的大名。我还是孩童时就没有搞清楚哑巴大侄子的名字，三十多年过去了，也失去了认真考证的必要，且就认为是明小冬吧。小冬哑巴常年穿着一件青色风衣，不知道是从哪里弄来的，布质有点像现在的牛仔衣，坚硬耐磨，穿在小冬哑巴身上十几年都没有破烂，当然又脏又臭那是基本配置。小冬哑巴长得像他父亲，很高很瘦，大概是不长脑子专长身子，我还是小学一年级的小不点时，他就长得像跟竹杠一样，又瘦又长，站在他面前，我还不到他的裤腰带上。
堂兄是个勤劳的人，全身的皮肤都黝黑黝黑的，有的是力气，干农活绝对是把好手，但家里特别的穷。如果在我们村里搞一个家庭收入排行榜，堂兄家绝对名列倒数第一，全村再也找不到比他家更穷的人了。如果那个时候我们村里能来一个家庭幸福指数排行榜，这就要让绝大多数人掉一地下巴了，因为我堂兄家的幸福指数非常高，前三甲绝对少不了。
我不知道堂兄是怎么把嫂子娶回家的。嫂子人长得很好看，白白胖胖的，圆圆的脸盘，一笑就带两个小酒窝，说话特别温柔，慢条斯理的，一身穿着也很是讲究，不仅干净整洁，还很会搭配，色彩、长短、大小，经她的手一拨拉，人的精气神就出来了。小夏经她的手一打扮，简直就是鲜花从中上下翻飞的美丽蝴蝶，我们那位幽默风趣的誉兰老师在课堂上，不止一次地捏住小夏胖乎乎的小脸蛋，不无叹息地说，你怎么会是懒尸婆的女儿呢。在卢镇街上，在我们村里，只要是陌生人见了我大嫂，都是要回头多看几眼的，大家嘴巴上也忍不住要问上一声，这是谁家的媳妇啊，真是好福气。
我们村里人听了，都是会心一笑，是好福气、好福气地应承着。在外人看来的好福气，在我们村里人眼中，那就有了不同的深深含义。对大嫂自己来说，确实是好福气，虽然家里穷，她却过得怡然自乐，有滋有味。家里没吃了，没穿了，她从不着急，也从不发脾气，更不会怨恨。自从她嫁到我堂兄家，从来就没有抱怨过这日子难过，生活不如意，更没有埋怨过堂兄没用。大嫂过着自己悠闲的日子，除了去卢镇赶集，她从来不离开自家的院子。别说去田里干农活，她连自家的地在哪里都不知道，或许，她压根就没有想过自己家有多少地，田地需要耕种才能长出庄稼来，人去地里耕种了，才能把粮食挑回家里。许多年之后，我在课本上读到周树人先生的少年闰土，周先生说，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它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读到这一段，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我的堂嫂，大概，嫂子就是这种境界，她单知道粮食在饭碗里可以往肚子里吞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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