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木屋消失了,连同一起消失的还有懵眼叔叔,这片树林又恢复了它千万年来的静默。只有山风依旧不息不止地年年吹过,偶尔还有鸟儿在这里飞翔、跳跃和欢唱。不远处的铁轨上、高速公路上,呜呜的声响,穿越山林、追逐时光,不绝如缕,倏忽而来,又倏忽而去。
六、哑巴
村里的老人常说,十聋九哑,大凡是先天耳聋的,基本上都逃脱不了成为哑巴的宿命,我们村里把这些人称之为天聋地哑。细细回想我们村里的这几千号人,我好像听说过有天聋地哑的存在,但因为难于接触,更难于交流,这与我爱搞笑,喜热闹的性子有些格格不入,所以我对这些可怜的人竟然没有留下丝毫的印象。哑而不聋,他们除了与人的语言交流存在障碍之外,好像与常人没有什么不同,假如他们紧闭上嘴巴,你必定发现不了他们就是我们村里人嘴上叫喊着的残废。
在村子里窜来窜去,我有幸或远观,或近距离接触,在许多人视他们为无物的时光缝隙里,耳闻目睹了与他们密切相关的许多悲喜往事。甚至在莫名和宿命中,我还与这些看似与正常人毫无二致的哑巴们有了交情,成了能够呀呀交流的朋友。
最让人觉得造物主不公和心痛的,是那个智力低下的哑巴。他嘴巴里除了呀呀呀的乱吼一通之外,还常年口水、鼻涕直流,一副白痴弱智的痴傻模样。他比我大五六岁,按辈分却比我小一辈,是我堂兄的大儿子,我记得他好像曾经有过名字,似乎是叫明小冬,却不清楚究竟是冬天的冬还是东方的东。小冬哑巴一共三兄妹,妹妹叫明小夏,比我大三岁,是我的同班同学,最小的是个弟弟,叫明小丘,比我小两岁。他妹妹在夏天出生,如果按照妹妹的名字推测,小冬哑巴应该是冬天的冬。他弟弟出生于秋天的收获季节,听大人说,他母亲当时站在田埂上看大家割稻子,一阵肚子痛,便跑到旁边小山丘的树林里去了,大家都以为她去树林里拉尿去了,没想到,五分钟不到,树林里就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在田里忙活的几个妇女赶紧洗干净手跑了过去,七手八脚的把产妇和婴儿弄回家里去。当时我堂兄也在田里干活,一身的泥巴,脸上却是畅快的大笑。那时,大家都知道小冬是个残废,后面添的又是个妹妹,堂兄的高兴是发自肺腑的,望着那低矮的山丘,当即就定下了明小丘的大名。我还是孩童时就没有搞清楚哑巴大侄子的名字,三十多年过去了,也失去了认真考证的必要,且就认为是明小冬吧。小冬哑巴常年穿着一件青色风衣,不知道是从哪里弄来的,布质有点像现在的牛仔衣,坚硬耐磨,穿在小冬哑巴身上十几年都没有破烂,当然又脏又臭那是基本配置。小冬哑巴长得像他父亲,很高很瘦,大概是不长脑子专长身子,我还是小学一年级的小不点时,他就长得像跟竹杠一样,又瘦又长,站在他面前,我还不到他的裤腰带上。
堂兄是个勤劳的人,全身的皮肤都黝黑黝黑的,有的是力气,干农活绝对是把好手,但家里特别的穷。如果在我们村里搞一个家庭收入排行榜,堂兄家绝对名列倒数第一,全村再也找不到比他家更穷的人了。如果那个时候我们村里能来一个家庭幸福指数排行榜,这就要让绝大多数人掉一地下巴了,因为我堂兄家的幸福指数非常高,前三甲绝对少不了。
我不知道堂兄是怎么把嫂子娶回家的。嫂子人长得很好看,白白胖胖的,圆圆的脸盘,一笑就带两个小酒窝,说话特别温柔,慢条斯理的,一身穿着也很是讲究,不仅干净整洁,还很会搭配,色彩、长短、大小,经她的手一拨拉,人的精气神就出来了。小夏经她的手一打扮,简直就是鲜花从中上下翻飞的美丽蝴蝶,我们那位幽默风趣的誉兰老师在课堂上,不止一次地捏住小夏胖乎乎的小脸蛋,不无叹息地说,你怎么会是懒尸婆的女儿呢。在卢镇街上,在我们村里,只要是陌生人见了我大嫂,都是要回头多看几眼的,大家嘴巴上也忍不住要问上一声,这是谁家的媳妇啊,真是好福气。
我们村里人听了,都是会心一笑,是好福气、好福气地应承着。在外人看来的好福气,在我们村里人眼中,那就有了不同的深深含义。对大嫂自己来说,确实是好福气,虽然家里穷,她却过得怡然自乐,有滋有味。家里没吃了,没穿了,她从不着急,也从不发脾气,更不会怨恨。自从她嫁到我堂兄家,从来就没有抱怨过这日子难过,生活不如意,更没有埋怨过堂兄没用。大嫂过着自己悠闲的日子,除了去卢镇赶集,她从来不离开自家的院子。别说去田里干农活,她连自家的地在哪里都不知道,或许,她压根就没有想过自己家有多少地,田地需要耕种才能长出庄稼来,人去地里耕种了,才能把粮食挑回家里。许多年之后,我在课本上读到周树人先生的少年闰土,周先生说,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它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读到这一段,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我的堂嫂,大概,嫂子就是这种境界,她单知道粮食在饭碗里可以往肚子里吞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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