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间进入1984年的三月份，京城的微风已经带上了让冰雪消融的温度。
对农民而言，此时拥有拖拉机已经不是什么新闻。
但自行车在农民生活中，依然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因为在汽车远未能普及，下雨就全是泥泞的年代，自行车就是农民的腿。
而龙口村绝对属于率先“奔跑”起来的村庄。
村里不但已经拥有了汽车，全村三百户人家，每家最少都拥有两辆自行车。
这让他们的孩子去三里地外的邻村上学不再是难事。
在城市中，由于公交越来越难挤，自行车的数量同样持续增长着。
这一年，我国的自行车产量达到2857万辆，比上一年增长了3.6%。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家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专门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自行车的王国》，来讲述自行车在国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市场上，越来越多的自行车品牌也开始通过广告宣传自己的产品。
除了永久牌和凤凰牌，报纸上还出现了蝴蝶牌、五洲牌、金鹿牌、飞鱼牌和金狮牌等。
但这种状况无疑影射出了市政管理所需要承受的压力。
据统计，京城二月中发生的八百多起交通事故，一半与自行车有关。
于是为了减少自行车引起的事故，京城市政部门加强了管理措施。
那就是在修建街道时开始采用三块版式的结构，让自行车和机动车分开行驶。
修建立交桥时，也充分考虑自行车的因素。
而交通管理局更是急缺人手补充。
像洪衍武的哥们儿赵振民，就被紧急调到了“玄武区交通支队”出任副大队长。
虽然他自己不太情愿，甚至觉得丢人，可女朋友却由衷的高兴。
毕竟工作性质由打扒转为了交通管理，危险性降低了。
于此同时，家电方面的消费升级也有了明显变化，不再是任何家电产品都受到顾客的青睐。
本月，《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电视机市场的新变化》。
文章中着重点明，在京城百货大楼和西单商场，黑白电视机的销量正在逐渐下降，彩色电视机的销量却在猛增，常常断货脱销。
此外，《人民日报》还刊登了辽宁海城县耿庄乡侯家村村民的来信。
信上也写道，“我们村180户有电视机，占全村总户数的40％。但只有1户是彩色的。因此，有彩色电视机的这一户家，每天晚上都挤满了人。为了适应这一新形势，我们曾派人到鞍山、沈阳等地购买彩色电视机，但都没有买到。我们不知道在哪里能买到，故写此信给党报。”
这怎么回事啊？
其实答案很简单。
一季度，我国彩色电视机的生产总量尽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三倍有余，但仅有十九万五千八百台。
而与之相对的，却是经济持续恢复了几年后，全国初步摆脱了温饱困境的家庭，呈十倍百倍增长的旺盛需求和强烈渴望。
说白了，这就宛如一个沙漠里走得口干舌燥的人，却只能靠一个仙人球的根茎解渴一样。
如果放眼京城电视机厂，我们还能更看到一个更为真切的情景。
“在牡丹虽好，还要爱人喜欢”这句广告变得家喻户晓的同时。
厂里销售人员每天的任务，只有坐等别人陪着笑脸来送钱。
就连厂门外“贼”着工人们的“黄牛”都已经泛滥成灾了。
而且这些人和过去洪衍武搞票的时候完全不同。
他们无一例外，全都是憋着彩电来的。
黑白电视机票已经没人要了，但彩电票在黑市却能炒到上千元。
至于国营企业分配彩电票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尽管许多单位都采用抓阄这种看似最公平的办法。
但职工要想凭手气抽中一张彩电票，概率和今天买福彩中个二等奖差不多。
这样的情况下，外汇券的价值自然也要跟着水涨船高。
不说洪衍武手里的财富随之升值，就连“糖葫芦组”的职工们也成了香饽饽。
别忘了，服务公司为了维护职工的利益，始终坚持优先用外汇券给他们发奖金。
那“糖葫芦”组的青工们，从开业到现在，差不多已经人人手里都捏着半台大彩电了。
而时间一长，家里、厂里，有谁急需外汇券，也渐渐地知道要来找他们兑换了。
再加上服务公司的“搬砖组”现在成天和“基建科”在一起。
哪怕两组青工都没想刻意张扬，但人多嘴杂的，服务公司的一些情况也瞒不住了。
俗话说的好啊，纸里包不住火。
这不，奖金的事儿终于烧漏了。
而且“火势”迅速蔓延，很快就通过澡堂子、厕所这样的渠道，和“义务广播员”的卖力宣传传遍了全厂。
好嘛，宛如一瓢凉水落在了滚沸的油锅里一样，厂里的人们听说这事后简直炸了锅啊。
一大半的人的最初反应是不愿相信这是事实。
开玩笑！一个月二三百的奖金？还是外汇券？
服务公司是卖糖葫芦，不是开银行。
可等弄清确有其事后，他们就嫉妒得红了眼。
姥姥的！老子累死累活的为厂子做了这么多贡献，干仨月还赶不上这一个月的奖金呢？
几个小年轻，凭什么！
不用问，他们本能的开始质疑服务公司的奖金制度是违规操作，不符合政策。
这里面甚至包括不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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