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在洪衍武“雷管儿搪火炉子”的传说之下，一时还没人敢于当“出头的橼子”，堂堂正正亮刀子来争地盘的。
但“吃不着葡萄就会说葡萄酸”是人的通病，由于“票贩子”们垄断票源的获利方式“伤”了不少人面子，电影票里面的“含金量”也惹得各路“豺狼”垂涎欲滴。
所以不知是不是受了“某些人”的指使，不少有“把子”撑腰的主儿，还是会用极其下作、龌龊的方式来冒坏，变着花样儿地给“票贩子”们添恶心、找麻烦。
有人在“票贩子”拉客时候故意说怪话，挑唆顾客不满情绪的。
也有人假装开玩笑，唆使手下“佛爷”掏“票贩子”们腰包，想“黑吃黑”的。
甚至还有甚者，突然齐声高呼“警察来了”，用虚张声势的法子惊吓“票贩子”和顾客来取乐的。
总之，大架没有，零七八碎的骚扰不断。
这自然给八家影院“良好”的“倒票秩序”造成了极大困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八家影院的票务收入。
“管线儿的”、“管眼的”都不干了，“管面儿的”们也忍不住骂娘，便去找“上面”讨主意。
只可惜，当时洪衍武和陈力泉都正在忙常显璋的婚事，由于无暇顾及，他们只给了底下人一个消极的答复，“极力维持，一忍到底，节后再说”。
这么一来，没有任何有效的反制措施。那些故意找事儿的主儿，也就越来越蹬鼻子上脸，无所顾忌。
八个“分舵舵主”几乎把牙都快咬碎了，把肚皮气炸了，才好不容易弹压住手下，坚持到下半月的。
可形势依然越来越恶劣。
情况最严重的就是前门和天桥地区的四家影院。4月20日之后，像“八叉”和“小地主”手下不少人，没事儿就聚集在相近的影院门前，一边抽烟，一边虎视眈眈盯着“票贩子”们倒票。
看样子明显已经有点儿按捺不住，有重新试图和“票贩子”们抢生意的意思了。
这下可把“天桥剧场”的“小百子”、“中华电影院”的“小盛儿”、“珠市口影剧院”的“小顺子”和大观楼电影院的“三蹦子”急得够呛。
他们四个一合计，觉得这里毕竟不是自己的地头，控制力上有点薄弱，比不得“八叉”和“小地主”这俩地头蛇。所以他们一致决定，还是得去找“洪爷”和“陈爷”诉诉苦，别等地盘真丢了就晚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受老天的眷顾，公安局竟出手解决了他们的困局——全市的“大抄”开始了。
这是始于“运动”时期的惯例，也是“严打”的最初形态。
每每当社会治安恶化到一定程度，逢“五一”、“十一”、“元旦”、“春节”这种重大的节日前，京城公安局就会统一来一次大搜捕，好“净化”一下首都的治安环境。
“大抄”通常都是在夜里进行，具体方式是由每个街道主任带着派出所的人分头到有前科的或游手好闲的人家中把人带走。
于是一时间，京城的所有看守所都是人满为患。那些侥幸没被“抄”进去的主儿，第二天得知大势不妙也纷纷四处躲避，不敢露头。
但这还不算完，“进来”的人想出去可没那么简单，要么供出几份别人的案子算是立功，要么就得忍到节后，没人翻你的旧账才行。
这时可就显出洪衍武的英明来了。
正因为他和陈力泉及时有了工作，这次才能置身事外。
并且由于他定下的“劳保制度”，手底下人哪怕被抓起来十几个，也没一个担心的，对团伙内部的事儿，嘴都闭得严严实实。
另外，也是因为他把“淘气儿”他们带入了这个行当，这伙儿人等于上岸“洗白了”，既然没再犯掏包儿的案子，别人“扎针儿”、“抬人”，怎么都牵连不到他们。
更何况，他的命令还使得“票贩子”们最大程度地克制住了自己，成功维持住了影院门口的大致和平，一点没有引起专（政）机关的关注。八家影院等于还是游离于公安局的视线之外。
所以“票贩子”们也就成了这次“大抄”的直接受益方。
“大抄”第二天，八家影院门口的闲杂人等就迅速为之一空，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而且这次劳动节后，那些被“抄”进去的“票贩子”全都被放出来了。
相反的，倒是其他各路“把子”们元气大伤。无论南城还是北城的“玩闹”们，几乎少了三成的人手。
“小雷子”因为当初洪衍武的提醒，早有准备，损失还算小的，但这次也“丢”了一成人手，十来号人，把他心疼得直骂公安局的八辈祖宗。
而这时，洪衍武和陈力泉也恰恰忙完了手里的事儿，转过头来开始收拾烂摊子了。
首先要教训的，当然是几个损人不利己，蹦跶得最热闹的“王八蛋”。而且本着“杀鸡给猴看”的原则，为实现“以儆效尤”的目的，洪衍武决心对他们一律施以辣手。
5月5日，刚送走杨卫帆的当天晚上，在右安门护城河的石桥上，洪衍武带着“淘气儿”就挡在了“老褡裢”手下的半队人马面前。
说是半队，是因为“大抄”进去了四个，现在这伙子人只剩下五个。正由“大佛爷”“大金子”带队，从右安门到丰台火车站的“351路”下车，准备过河找饭馆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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