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麻烦也随之而来。能否坐轿的界线恰好划在三品与四品之间。转任佥都御史的官员赴朝谢恩时可以坐轿，接受任命后却只能告别轿子改为骑马。
所以《万历野获编》中有“抬轿谢恩，骑马到任”。那些转任官员在兴奋能捞钱之余，难免会有些不能坐轿的缺憾。
规定当然用来打破的，凭啥我六品官不能坐轿，老子就坐。
于是在弘治年再次重申规矩：文武官例应坐轿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城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侯、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坐轿，违例坐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
重申禁令能收到些效果，但日子一长，又渐渐松弛。
到了十五年后的正德四年，朝廷感到有必要再次重申禁令，于是上述过程又重复一次。
又过了二十七年，即嘉靖十五年，朝廷又一次申明：“四品下不许坐轿，亦毋得用肩舆。”
王世贞《觚不觚录》记，嘉靖中若有中级官员乘坐二人肩舆，会被认为是大可骇异之事。可是到万历元年，官员们即使各乘四人大轿结伙外出游玩，路人却感到很正常。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记，嘉靖间他在南京看到五城兵马司的官员违规坐轿，但又心虚，“道上遇各衙门长官，则下轿避进人家”。甚至遇见举人、秀才也下轿躲避，生怕被检举揭发。
可是“不上三四年”，违规坐轿现象到处可见。那些官员不仅是“轿子之帷幔鲜整，仪从赫奕”，而且还大模大样，堂而皇之出行。
嘉靖年间监察御史王化巡按浙江，有个举人去拜见他，戴了顶时髦大帽。
王化不满：举人戴这种帽子是从哪一年开始的？
言下之意是批评他的服饰违反了朝廷规定。
没想到举人并不买账，还反唇相讥：是从老大人坐轿那一年开始的。
王化顿时被噎得无话可说。
他到浙江后拥有大事奏裁，小事主断的权力，可是监察御史毕竟只是七品官，按规定够不上坐轿级别。他哪有脸管别人违制。
明中后叶，像王化这样违规坐轿的并非个别现象。
皇帝的步舆才用16人抬，据说张局座的轿子要32个轿夫。
至于商人坐轿，穿绫罗绸缎等，一样泛滥了。
另外多说件有意思的事。
成化年间，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考证过官员坐轿骑马问题。他以北京与南京各衙门仪门外都有上马台为依据，认定明初“大臣无坐轿者”。
论据虽嫌不足，结论却合实情，然而须专门考证方能得知，说明啥？
可见到明中叶，臣民对开国之初的规定几乎毫无印象了。
刚刚百年而已，听起来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古典时代，社会发展几乎是停滞的，不好和后世一日千里的变化相比。例如一户人家迁往新村子落户，即便定居了三四代人百十年后，邻居在日常打招呼时依然称他们“外来的”。）
与需要考证骑马坐轿相类似的事还有一件。
嘉靖皇帝之后是他儿子隆庆皇帝朱载垕？人家叫朱载坖。
朱载垕是齐东王。
万历年朱国桢修《大政记》，把“坖”误写成“垕”，居然也没人发现错误，就流传下来了。这不搞笑吗？把万历爹的名字都能弄错，人家才死了几年？
被张居正罢官的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倒是写作“坖”，可后来书籍再翻刻时被改成“垕”。
万历年间人何乔远《名山藏》也写对了，然后也被人改了。
万历中《国朝献征录》陈以勤墓志铭有记，拥护裕王为皇储的陈以勤在为其辩护时曾经提到：（穆宗）乃生而命名，从元从土……
然后在《明史·陈以勤传》中就被改成“（穆宗）生而命名，从后从土……”
万历间《明政统宗》、《掌中宇宙》都被朱国桢带偏了，都把前皇帝名字写错了。
为啥让朱国桢背锅？
因为他上小学时朱载坖都没登基呢，而且好歹也是当过首辅的人，够权威，自然以他为准。
这老汉当前还健在，要不是离的太远，李自成都想跑过去扇他一巴掌。让你瞎胡搞！
后面的张岱、万斯同、谈迁、查继佐等人就彻底被带偏了。
《明史》自然也跑偏了。
……
贾胖子向王重新引见大统领，大家先闲扯几句。
王重新让烟，李自成说已经戒了四十年，把旁边两人听懵了。
客套过后开门见山。
“王财东，跟你交个底，最迟明年四月，流贼还要进入上党。而且远比前次更凶，郭峪势必不能幸免。不知王财东可有应对之策？”
“哦？”
“我来郭峪没去陈家，没去张家，先来拜访财东。为的是王兄做人地道，够敞亮。明人不说暗话，我麾下革命军有精兵两万……”
“……”
王重新一愣，先瞟了眼贾富贵，拱手道：“沁水县的革命军？鄙人早有耳闻。贵军纪律严明，惩恶扬善，人人交口称赞。小弟薄有家财，愿孝敬一千两……”
李自成摆摆手，“我不是来敲诈你。只为提醒一句，陕西各家农民军年底会陆续再次进入山西。
那伙饥民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乃至杀人放火强撸民妇，什么龌龊事都干的出来。
我此行一为警示乡里，二也有自己的打算。
直白说，任何人只要给革命军照章纳税，我保他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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