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情报局的许可就沿海航行安全这一问题做过广泛的调研，他毕竟算是海军派驻在对外情报局的专职海军情报人员。
通过查询历史资料和与大量的土着、归化民的水手、客商进行的谈话，许可得出了结论是：大波航运的少量运输船只完全可以自由的通过福建洋面，但是船只需要充分的武装以应付可能的小股海盗抢劫。不过他也指出：如果有大量的船只经过，郑芝龙的态度可能会发生变化――任何成规模的航运都可能会引起这些海上势力的窥觊。
“另外，我们要考虑到一点：中国传统航海术一般都不脱离沿岸。往往以沿岸地标作为航行的参照物。即使是前往东南亚的航线，也尽量选择沿着群岛航行。而我们培训出来的高级船员完全可以依靠六分仪和航海图在远离海岸线的大洋洋面航行，从而避开容易被人监视封锁的沿海航线。”
经过一番论证和准备，第二次考察团搭乘大波航运的一艘中型福船出海前往杭州。这艘福船是大波公司里专门进行过改造的船只，任务是运送重要人物和货物。
船上装备有自卫用得滑膛炮。另随船派驻镖局和特侦队的便衣人员以确保旅途安全，特侦队不仅携带了SKS和手榴弹，还带来机枪和一次性火箭筒――保证考察团在海上万无一失。
考察团的到达港口选择在上海县。起威镖局在上海县开设立了一处水路分柜，专门负责上海这一码头的人、货转运工作。
杭州在元代有澉浦作为出海口，但是到了明代后期因为泥沙湮塞，海船进出困难，杭州的出海口转移到了乍浦和宁波。海军和大波航运的人员进行了讨论，认为与其到乍浦或者宁波不如直接前往上海，先考察一下当地的水文地理状况。在上海靠岸之后，派出先行队伍实地勘察打探前往杭州的沿途的水陆路状况，以便未来从浙江向上海转运难民的时候可以使用。
考察团一行的旅程非常顺利，福船选择了一条“外海”航线――说是外海，在旧时空也是沿海航线而已，但是在当时，脱离能够看到陆地的“内洋”的航行是不多见的。船只没有遇到任何的危险，在四月下旬安然抵达上海港。
上海县的历史相当悠久，建置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不过一直到明代中叶为止，上海县还没有城墙的。县城筑于明朝嘉靖三十二年，用以“备倭”。城周九里，城墙高二丈四尺，大小六个城门，东南西北四门，名为朝宗、跨海、仪风、晏海，另外有宝带、朝阳两门，俗称小东门、小南门。
沿吴淞江的码头就设在小东门外。自从“隆庆开海”以来，这里也渐渐成为一个口岸城市。上海县所在的松江府是以棉布出名的，号称“衣被天下”――即使远在海南岛这个中国棉纺织业的发源地都能看到松江布的身影――上海作为一个棉布输出港，市面稍显繁华。不过，和当时兴旺发达的福建和广东的对外贸易相比，江浙两省在这方面显得落伍了。历史上曾经盛极一时的外洋港口，如太仓浏河、宁波等地现在都无法和漳州、厦门、广州等地相比了。
船刚到就有人在码头上肃立等候，见挂着大波旗号的福船靠岸，立刻在岸上招手致意。立在船头上的是对外情报局的许可，他此行不仅有护送考察团的任务，也有亲身来观测沿途水文环境的任务。他立刻对也报以手势，跳板还不曾搭妥，码头上迎候的领头人己三脚两步，走上船来，身手矫捷，如履平地，一望便知是过惯了水上生涯的。
来人来到他的面前，躬身行礼：“这位就是许老爷了？”
许可等人要到上海的消息，一个月前就由起威镖局广州总号发出密码滚单，通过镖路沿途的外柜通过人力和鸽子，一站接一站的送到了上海外柜上。来多少人，需要准备多少住房、仓库和脚夫都在滚单上详细注明了。
这套系统虽然没有电报来得快，但是就速度而言并不比朝廷的驿传来得慢，从广州传递到上海，只用了不到十天时间，比送朝廷重要文书的提塘官的速度还要快一些。这一方面是因为起威在农委会的养马养鸽专家尼克的指导下建立一个有效的信鸽通讯网，同时也吸收了一批专业人员――朝廷裁撤驿站人员，流散出来了大批有经验的驿传人员。起威从中招募了不少能干的专业人员。
在得到许可肯定的答复之后，来人干脆利落的请了一个安：“给许老爷请安了，小的毛三生，听候老爷差遣！”
来人是起威上海外柜的掌柜，他是孙可成老娘的一个远房亲戚。过去曾经在赣江上当过放排工人。放排工人长途水路，都懂些拳脚防身。后来失业无着。毛三生就投奔到了广州的起威，属于起威里许多来投奔孙可成的“老表”之一。毛三生的功夫不足以当一个镖师，孙可成开始安排他在跑跑腿，后来在外柜上当个支应门面的伙计。毛三生虽然是放排工人出身，但是很有和人打交道的本事。政治保卫总局对其进行了暗中的考察，评估的可靠等级为，就派出来当上海当外柜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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